创办院长罗卫国
《21世纪资本论》
发布时间:2023-06-03






一本意料之外的畅销书


托马斯·皮凯蒂(Thomas Piketty),生于1971年,法国经济学家,巴黎经济学院教授。(图片来自其学术官网,http://piketty.pse.ens.fr)



托马斯·皮凯蒂的《21世纪资本论》是有着惊人影响的意外畅销书。其庞大的读者数量表明,有如此多人急切地想要倾听和加入发达国家第二个“镀金时代”的政治经济对话。皮凯蒂著作的英文版译者亚瑟·戈德哈默(Arthur Goldhammer)谈到,如今已有30种语言220万册的《21世纪资本论》发行到世界各地。这220万册图书肯定带有某种力量,它们可以把时代精神引向另外一条轨道:在皮凯蒂之后,针对不平等、经济政策与平等增长(equitable growth)议题的公共知识界讨论应该有了新的焦点。

《21世纪资本论》英文版(Capital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书封,译者为亚瑟·戈德哈默,出版社为Brilliance Audio。

然而,反方向的社会政治力量也在发挥作用。对皮凯蒂著作的一种视角注意到,在他看来,相对平等的典型工业化经济在许多方面类似于二战后的法国:奉行戴高乐主义,实现了“辉煌30年”的经济增长。而高度不平等的典型工业化经济则类似于1870—1914年处于“美好时代”的法兰西第三共和国。第三共和国的主导潮流在政治上是激进平等主义(限于本国的男性公民);在意识形态上是激烈地反对传统权威,尤其是宗教权威;在经济上则高度容忍甚至极度热心于对财富的保护和强化。任何已经拥有财富或试图获取财富的人,无论其财富是商店、葡萄园、年金、工厂还是大庄园,都结成伙伴,以防范劳工阶层的嫉妒和抢夺。

皮凯蒂的著作背后有一条基本信念,即同样的这套文化、意识形态、经济、政治综合体系将主导21世纪的政治经济秩序(至少是在欧美地区),全体有产者将联合起来,防范对财富所有权及其利益的任何威胁。由此产生的作用力将把利润维持在足够高的水平,导致未来金权政治的兴起。

我们在两年前会说,“或许如此,但也未必”。不过在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过后,皮凯蒂的基本信念被凸显出来。1870—1914年法兰西第三共和国“美好时代”的财富主导文化也许不会重现,但我们今天的历程是当时许多重要特征的回响。

应该承认,特朗普赢得2016年美国大选得益于选举人团制度。他并未赢得多数选票,但他确实拿到了大量选票,尤其是在那些传统上支持民主党,近期却饱受经济问题困扰的地区。此外,希拉里没有像奥巴马那样,在年轻人和少数族裔中赢得巨大优势,他们的就业率降到历史新低,屡创新高的学生负债水平没有如约换来劳动力市场上的保障。在我们看来,皮凯蒂分析的经济政治现象由于特朗普的大选胜利得到了有力印证。

在经济学内外的回响


在经济学之外的社会科学研究中,我们看到皮凯蒂的著作也激起了不小浪花。《21世纪资本论》在学术领域取得了重大成功,改变了社会学、政治学与政治经济学的讨论议题。其他社会科学明显感受到皮凯蒂对不平等恶化前景和效应的论述带来的冲击。

这些冲击对历史学家、社会学家、政治学家及其他学者有何影响?我们认为,对这一问题的最佳总结反而来自一位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Paul Krugman)。克鲁格曼指出,在上一次出现巨大不平等的历史时期,即第一个镀金时代,严重的不平等与当时理解的激进民主制度(对白人男性而言)实现了完美兼容,因为“与如今一样,当时的巨额财富能买到对政策乃至公共话语的巨大影响力”。

克鲁格曼准确地观察到,如今有着与镀金时代同样的从经济不平等到政治和社会事务影响的链条,其作用甚至更为强烈。政治和社会走向似乎不是回应当前的不平等,而是回应人们预感的一代人之后的状况:“在美国,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是,不平等的政治影响甚至可以说领先于现实……从目前看,美国经济精英的主要收入来自工薪,而非资本收入。然而保守派的经济主张已经在强调和赞美资本的力量了……有时候,很多政治人物似乎正在积极重建皮凯蒂所说的世袭资本主义。”

2016年美国大选结果彰显了克鲁格曼的结论。一位对国家治理了解如此之少、毫无经验的候选人,完全靠着讲大实话的角色设定,主动迎合某些人群的偏见,为他们的利益不惜损害职业精英群体以及阻止少数族裔和移民“加塞儿”,就能赢得如此多的选票,着实令我们震惊。尽管经济学家压倒性地反对他的竞选,他的支持者却拒不接受经济学和其他领域的专家对如何有利于经济发展的公认权威。在过去40年里,美国已经以促进经济增长为名大幅降低了富人的有效税率,削弱了劳工组织以及普通工人的谈判权,并显著提升了劳动力的教育水平。这些政策造就了一个不平等的低增长国家和一群狂热而又愤怒的民粹主义选民,他们甚至愿意拥抱原始法西斯主义。如果说皮凯蒂的著作当初还显得过于激进,那么现在则恰如其分。

我们观察到,社会学家、历史学家、政治学家以及其他学者如今都在热烈并卓有成效地探讨上述问题。因此至少在我们看来,《21世纪资本论》激起的这部分反响正方兴未艾。

不过,经济学内部的反应似乎不那么热烈。虽然皮凯蒂在经济学论坛中现身总会让会场水泄不通,但至少到目前为止,经济学研究并未特别关注他在《21世纪资本论》中提出的宏大议题。《21世纪资本论》尚未带来我们这些热心追随者期望的对经济学研究与政策主张的深刻影响。

《21世纪资本论》中文版(巴曙松译,中信出版社,2014年9月)书封。

我们相信,正如罗伯特·索洛(Robert Solow)所述,其原因在于皮凯蒂的书是一本极其严肃的著作,提出了大量值得经济学家深究的议题。“卡尔多事实”认为,由要素收入份额变化导致的不平等到20世纪中期已不再是重要的时常变化的经济观测指标,以后似乎也永远不会是。但后来证明,“卡尔多事实”并非事实,而是短暂和意外的历史状态,如今已不复存在。“库兹涅茨事实”认为,几乎所有经济体都已经或将要经历一个不平等扩大的工业化时代,然后是一个不平等缩小的实行社会民主主义的大众消费时代,最后趋于稳定。这同样被证明不是事实,而是暂时的历史偶然现象。

鉴于以上两个假说被证伪,索洛呼吁经济学家和经济学研究以皮凯蒂理应得到的严肃礼遇来重新审视《21世纪资本论》。

皮凯蒂的5个基本观点


由此我们提出如下问题:皮凯蒂对我们理解经济做出了怎样的贡献?鉴于他的发现,后续的经济学研究将如何开展?为了回答上述问题,我们首先需要澄清《21世纪资本论》的主要论点,为此,我们归纳出其以下五个核心论点:

1.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社会民主主义时代(1945—1980年),欧美工业化经济体表现出相对的平均主义状态,至少对本国的白人男性而言。这些国家的相对收入差距趋于缓和;长期存在的财富、收入和就业的种族差距被缩小;政治发言权广泛分布在各个人群中。财富对政治走向和经济结构的影响虽然继续存在,却被限制在适当的范围内。



2.这一社会民主主义时代的模式在历史上是偶然现象。与很多学者不同,皮凯蒂认为社会福利国家的兴起是富豪阶层的权势被削弱的结果。他把税后收入不平等差距缩小归因于战争及累进税制的引进,而非19世纪后期到20世纪早期建立的社会保障、劳工标准和福利性基础设施。由于造成资本毁灭的战争属于特殊现象,不平等缩小的时期自然也是如此。

 

3.在这一社会民主主义时代之前,欧洲处于“美好时代”,美国称之为第一个镀金时代。在那段时期,财富(尤其是继承财富)对政治走向和经济结构产生举足轻重的影响。相对收入的差距很大,相对财富的差距更大。



4.我们当前进入了一个转型时期。财富集中度虽然已经回到20世纪早期的峰值水平,但皮凯蒂指出,最富有1%人群的大部分收入依然是来自劳动,而非资本。另一方面,资本收入的不平等自2000年以来快速扩大,劳动收入的不平等却保持着相对稳定。当前还没有出现“过去吞噬未来”的局面,但我们正在向那里趋近。



5.由于财富的基本运动规律产生的巨大力量,我们很可能将被带入第二个镀金时代或又一个“美好时代”,财富(尤其是继承财富)将重新对政治走向和经济结构产生举足轻重的统治性影响,相对收入差距将重新走向极端,相对财富差距更甚,医疗与教育进步带来的收益将不再具有普惠性,不同群体和个人的福利差距缩小的趋势将停滞甚至反转。


《<21世纪资本论>到底发现了什么》,李实、岳希明 编著,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15年11月。



皮凯蒂是如何论证的?


皮凯蒂对上述观点的核心论证过程可以简要概述为以下七个步骤:

1.一个社会的财富与年收入之比将提高或降低至净储蓄率及积累率与增长率之比,即(净储蓄率+积累率)除以增长率。

2.时间和机遇等因素将不可避免地导致财富集中到较少数的人群手中,我们称之为“富人”。财富与年收入之比很高的社会将是财富分配极端不平等的社会。

3.财富分配极端不平等的社会伴随着收入分配的极端不平等,因为富人将操控政治经济秩序和其他因素,把利润率维持在高水平,避免凯恩斯所说的“食利者安乐死”现象。

4.财富和收入分配极端不平等的社会将逐渐成为财富控制权被继承人把持的世袭社会。

5.在财富尤其是继承财富对经济活动举足轻重的社会,富人将掌握极大的经济、政治与社会文化影响力,这是一个在许多方面不够美好的社会。

6.到20世纪:(a)在罗伯特·戈登概括的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推动下出现了独一无二的高速经济增长,欧美各国成功向美国代表的先进经济水平趋近;(b)出现了战争、革命、普遍动荡、社会主义政治运动和累进税制等事件,产生了独特的压低积累率的强大力量;(c)在进入21世纪后,所有这些力量都在衰退。

7.尽管我们距离极限还较远,但上述第1到第5步的发展逻辑正在发挥作用,并且很可能将持续运转下去,在未来50年内给我们带来一个在许多方面不够美好的社会。

在皮凯蒂看来,欧美社会民主主义体制走向灭亡的这个进程,到今天已经走过了整整一代人以上的时间。该进程尚未结束,他认为其背后的驱动力还需要两代人或更多时间才会终结。根据他的观点,我们还远没有达到欧美国家返回金权政治的时刻。


皮凯蒂未必都正确


皮凯蒂著作中的论述是否正确?如果不是绝对正确的话,他描述的令人不安的景象是否真有可能发生,是否值得忧虑?或者可否采取某些行动,使《21世纪资本论》的预测成为自我否定的预言?

我们对这些问题均给出强有力的肯定答复。

皮凯蒂正确地指出,在欧美国家,从我们所能回溯的遥远时期起,私人财富的拥有权一直是高度集中的,富人有权力支配资源,决定人们在哪里以及如何从事劳作,并影响政治生活。他正确地指出,在150年(大约六代人的时间)以前的“美好时代”,即第一个镀金时代,典型的欧美国家的私人财富总额与年收入之比约为6。他同样正确地指出,在大约50年(两代人的时间)以前的社会民主主义时代,财富与年收入之比约为3。他还正确地观察到,在过去两代人的时间里,财富与年收入之比在快速提高。

值得商榷的是,财富与年收入之比的提高是否源于皮凯蒂强调的那些作用力?更值得商榷的是,收入不平等的扩大是否源于财富不平等的扩大,而财富不平等扩大本身是否又是整个经济体财富与年收入之比提高的结果?这些问题可以争论,也确实恰如我们所愿地引发了争论。除皮凯蒂强调的因素外,还有其他许多因素在影响收入分配,皮凯蒂本人对其中某些因素展开过讨论。而且他强调的某些因素的作用在社会民主主义时代结束后还没有充分显现。

皮凯蒂的主要论证不是针对当前的状况是如何形成的,而是未来50年乃至更久之后的情况会怎样。尽管如此,依然有很多迹象表明上一个镀金时代的主要特征已经在今天这个时代重现:资本收入份额提高,劳动收入与资本收入伴生的情况越来越多,政府税收部门难以撼动越来越固化的财富代际延续等。

值得深入讨论的是制度、政治在面临结构性经济压力时的相对独立性。皮凯蒂的论述是基于极富决定论色彩的未来观:无论财富积累达到多大规模,富人都将通过对社会体制的操控,把利润率维持在5%以上。尽管皮凯蒂不只简单地提及非经济力量的作用,还鼓励读者思考其他社会科学可能带来的启发,但他的论述最终仍基于利润丰厚且相对稳定时的财富积累与不平等的经济动态变化。至于随着财富积累需要什么样的制度变化来维持较高的利润率,并实现他所描述的场景,则没有展开。

 

然而,现实中的制度可能以多种方式阻碍皮凯蒂描述的场景出现。例如希瑟·布西指出,世袭社会几乎肯定意味着背离性别平等的主张,会遭到女性及其盟友的坚决反对。此外,戴维·格雷瓦尔和马歇尔·斯坦鲍姆提出,不平等的历史伴随着所谓“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及其相关的大量法律和政策的兴起(格雷瓦尔)与衰退(斯坦鲍姆)。独立于重商主义者和君主权威的“自由市场”在18世纪伴随着资产阶级发展起来,然后在19世纪与“旧制度”结成政治联盟。《21世纪资本论》认为,资本主义本身(而非其意识形态)是不平等日益扩大的原因,只是由于20世纪两次世界大战的外生因素使其暂时脱轨。世界大战还造成了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脱轨,但这方面的外生性不是那么突出。皮凯蒂的观点是值得商榷的,也受到了质疑,因为他关注的信号尚未出现,或者说才刚刚有点苗头。

正是在这些方面,我们期待看到他的观点能够被事实证明。但我们也可能看到,他的观点完全被事实否定。

皮凯蒂认为“食利者安乐死”模型可能会面临严重的实证检验问题,这一论点是站得住脚的。凯恩斯、罗根利和其他学者把财富等同于新古典收入生产函数中的生产资本,认为供求力量将迫使社会财富与年收入之比同社会范围的利润率呈反方向的大幅摆动,从而导致“食利者安乐死”的结果。当资本相对于年收入较为稀缺时,利润率较高,而当资本较为丰富时,利润率较低。按照凯恩斯等人的观点,这种摆动会大到足以使食利者在总收入中的份额维持大致稳定。

皮凯蒂的大致回应是,凯恩斯-罗根利式的观点在新古典经济理论下看似很合理,但并不符合历史事实。供求规律告诉我们,当某个经济体的财富与年收入之比发生变化时,利润率应该呈反向变动。但历史显示,利润率维持在4%~5%的水平,与财富的相对稀缺或充裕基本无关,所以供求规律的说法不成立。

我们在这里面对一个明显的历史事实:对于新古典总生产函数推导出来的主要变化因素来说,利润率确实没有多大变化。但皮凯蒂对此并没有归纳出一套理论。

皮凯蒂的论述当然值得关注

有些人(或许是很多人)说我们无须关注皮凯蒂的论述。一种常见的思路是,不平等本身就不值得关注。按照这一思路,不平等其实是好事,它能激励人力资本积累和促进社会阶层流动,是加快经济增长的发动机。对经济、社会和国家来说,它根本就不是问题。

这一思路认为,问题在于贫困,尤其是极端贫困。该思路继而指出,今天的人类比六代人之前富裕很多。镀金时代或美好时代的高度不平等导致的不仅是贫困,而且是赤贫,因此不平等在当时确实是一个严重问题。但由于欧美国家整体上变得非常富裕,类似的不平等程度在今天已不再导致赤贫。事实上,如果从历史标准看,今天的不平等甚至已不再造成“贫困”了。

例如在美国,“第三条道路”(Third Way)等政策倡议组织认为,美国中产阶级境况不错。他们指出,以实际收入增长(很大程度上源于女性的工作时间和收入增加)来看,皮凯蒂对顶层1%人群的测算并没有把故事讲对。学术界也有很多人提出,医疗服务、环境卫生、公共教育、识字率和疾病防治等方面的巨大进步,以及休闲活动的日益丰富,都表明无论顶层1%人群过得如何,普通人在绝对福利上的收益都不太可能下降。

 

这其实是一个非常古老的观点,可以追溯到250年前。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就提出,英国普通工人阶层的物质生活甚至好于非洲的国王。他在《道德情操论》中则认为,富人的消费受到肠胃大小的限制,他们花在自己身上的大部分支出其实是在给下层阶级的休闲和舒适做贡献。

然而这种观点或许是错误的。在17—18世纪的奥古斯都时代,英国的经济增长已令人惊讶地超越了马尔萨斯式的基本生活水平,即使自那以后的经济增长取得了巨大进步,我们仍然有强烈和重要的理由关心历史意义上的贫困和赤贫,以及当前意义上的贫困和不平等状况,哪怕穷人确实已拥有洗碗机、电视机和智能手机。


“希望走向何方”


假设皮凯蒂的观点在今后一个世纪得到验证,欧美国家那时的财富与年收入之比很可能远高于今天,继承财富在总财富中的占比也会比今天大得多。这是否必然导致经济权力和资源的不利分配?考虑到财富的边际效用下降,是否必然导致经济产出低于其潜力?还有,财富收入比较高的社会是否必然是极其不平等的社会?

皮凯蒂的回答是肯定的。在这些议题上他是马克思的追随者,马克思认为,在一个有可转让财富的市场经济中,平均主义的财富分配状况是不稳定的。在初始的平均分配之后,时间和机遇会不可避免地导致一个巨大而延长的尾部,其规模和长度主要和正向地取决于r-g的大小(其中,r不是无风险利率水平,而是整体经济的平均利润率)以及与资本回报有关的风险水平。因此,财富收入比较高、资本和其他财富形式在国民收入中所占比例较高的经济,将是不平等的经济。

皮凯蒂自己的论述如下:

许多冲击……导致财富分配高度不平等……有人口方面的冲击……回报率的冲击……劳动力市场状况的冲击……影响储蓄水平的偏好参数的差异……这一大类理论模型的核心特征是……如果r与g的差距拉大,长期的财富不平等程度将趋于扩大……r和g的差距如果拉大,将使经济体维持更大和更持久的财富不平等水平……收敛于顶层财富持有者的收入分配呈现帕累托形状的分布状况……使帕累托系数的倒数(反映顶层和底层之间不平等的指标)成为陡峭的r-g的增函数。


在此类模型中,r-g的较小变动可能导致财富不平等稳态水平的极大变动……这其实是r-g的影响与制度和公共政策反应之间的相互作用,包括对收入、财富及继承的累进制税收,通货膨胀,国有化、实物破坏和财产剥夺,房地产分配规则等。在我看来,这些制度和政策决定着财富不平等的变化和水平。


另外,根据皮凯蒂的观点,至少如《21世纪资本论》所述,上述相互作用可能不会带来帮助:财富不平等扩大会增加对平等主义政策的需求,但也会增强以财富阻挠此类政策的人群的力量。当然自该书出版以来,皮凯蒂并没有扮演灾难预言者的角色:传递不平等扩大无可逃避的信息,主张消极对待的态度。相反,他承担起了公共知识分子领袖的责任,他给世界各地传递的信息绝非对无法逃避的宿命的消极记录。如果我们关注皮凯蒂的所作所为,而非他的作品,那么显而易见的是,虽然当前的环境不由他或我们选择,但他依然相信我们可以团结起来决定自己的命运。

因此,出于以上各种原因,我们判断《21世纪资本论》是一部意义深远的著作,警示了世界经济在过去30年走上的历史路径在未来可能但并非必然会带来某些令人不安的后果。由此自然会引出若干疑问:我们是否需要采取一些保险措施?如果需要,又该采取什么样的保险措施?但正如亚伯拉罕·林肯于1858年6月16日在伊利诺伊州春田镇的“分裂的家庭”(House Divided)演讲中所述,这类疑问带有某种不成熟的意味,“我们首先需要知道自己站在什么位置,希望走向何方”,因为只有搞清楚这些,“才能更好地判断该做什么,以及如何做”。又如凯恩斯喜欢说的那样,下一步必须“用头脑”去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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