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涛：人类历史上的4个苹果

2022-11-17

【罗卫国点评：本文5A、2022年11月19日阅读。】苹果在西方文化中，是极富象征寓意的。从伊甸园的苹果，到牛顿的苹果，到图灵的苹果，再到乔布斯的苹果，这中间似乎有一根很神秘的文化链条，一种很神秘的文明暗示。

01

人性悖论与管理悖论：欲望的激发与控制

1. 上帝设计的故事：亚当偷吃禁果

我读《圣经》有几十年的历史了，过去都是断断续续地翻一下，总觉得它很啰唆，都是车轱辘话，看不下去。

但这十多年，我在系统探讨企业管理背后的人性逻辑这一命题时，回头再读《圣经》，从人性管理和组织管理的视角读《圣经》，才感觉意味无穷，并且自认为它是迄今为止最伟大的一部博大精深的管理学巨著，当今西方全部管理学成就都无法与之比肩。

我不是基督徒，我是从企业管理的角度去探讨和研究《圣经》的。在这里重点探讨一下旧约中的几章，《创世记》《出埃及记》和《撒母耳记·上》《撒母耳记·下》。

首先我要讲一句“离经叛道”的话：

倘若我们真的认为上帝是一种确定存在的话，那么，就必然面对一个无法绕过的悖论：上帝悖论。

耶和华是全能全知的主吗？真的是吗？

如果是，他怎么不能预知蛇对夏娃的诱惑？怎么能够允许夏娃的“枕边风”和亚当的“耳朵软”？怎么不在悲剧发生前以大能之手阻止悲剧的发生？

换个角度进行推演：他的确是全知全能的万物主宰者，他知道这一切，但他有意不去阻止，顺水推舟甚至乐见悲剧的发生和演变。

或者，他正是整个事件背后的推手——万能的推手。

大胆假设一下：亚当和夏娃被蛇诱惑这一“人类第一大事件”也许是上帝设计的一个伟大的故事脚本。

这样的逻辑演绎有没有点合理性呢？

当然有。

我们先从上帝的特质说起。上帝最大的特征是，他不是一个清静无为者，他跟释迦牟尼不同，后者主张的是静定慧，主张彻底的无色无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以无为抵抗有为，甚至以不抵抗化有为于无形。

《圣经》中的耶和华却相反，是一个喜欢热闹的神，一个无所不在的干预主义者。《圣经》里边几乎所有的重大事件，如《出埃及记》中以色列人一边流浪一边打仗的40年，整个过程都有上帝的介入和参与。

上帝在“前五天”先创造光，造空气，造天地万物……然后在第六天造出一个很特殊的角色——人类原型亚当，并赋予亚当一个相当于CEO的角色：

“上帝说：我要造人了，照我自己的形象，如同我的模样！我要人做海里的鱼、空中的鸟以及一切牲畜野兽爬虫的主宰！”

但上帝这个“董事长”很潇洒的同时，既不完全放心 CEO，也耐不得“高高在上”的寂寞。

亚当代表上帝给万物起名，给植物、动物、山川河流起名，并代表上帝统治万物。

但亚当这个CEO也寂寞。上帝很人性化，他从亚当身上取了一根肋骨，变成“肉中之肉”的伴侣夏娃，亚当甚喜。

然后，上帝让亚当和夏娃守护和打理伊甸园，那是上帝在地球上的第一个与人相关的乌托邦实验园，一个美轮美奂、无欲无求、色彩绚烂、时间静止的“理想国”。

而亚当和夏娃则是典型的“富一代”，他们完全有条件、有资格做一对永恒的“躺平主义者”，无须被物质与精神的任何负累挤压。

但是，又一个但是：设计他们的全能的神并不这么想，甚至并不认为伊甸园就是理想国。

我们前面讲过，上帝喜欢喧闹，喜欢有声有色，厌恶寡淡和庸常，他不会允许他所创造的对象、他钦定的CEO躺平，躺平意味着没有故事，没有戏剧。

而且，更重要的是，上帝热爱创造，上帝本身就是一个伟大的创造性劳动者，而且他的劳动都是原创性劳动。上帝说要有光，光便出现了，这是多么富有想象力的创造性劳动！

然后，劈开宇宙，划天划地，然后造山川、造河流、造万物，再创造人，每一项工程都极其浩大和艰巨。

试想，作为一个伟大的宇宙第一的开创性劳动者，他怎么可能让他亲手创造的人过安安静静、无悲无喜、寡淡无趣的生活呢？不可能的。

这是我的第一层认知，是从人性管理角度关于上帝、关于人类、关于生存意义的第一层思考。我注意到，西方思想史上不少先哲对此有过更深刻和更系统的思辨。

2. 苹果：上帝戏剧的第一道具 上帝的第二特质是什么呢？

他是个结构主义者，不仅喜欢热闹，当编剧，而且也经常当导演，在人类的戏剧中设计各种各样的冲突、各种各样的悲欢离合，以及安排角色甲乙丙丁。

与此同时，他还是整部戏剧从始至终的主角、头号演员，人类永远是陪衬者。他喜欢威武雄壮的英雄剧、战争剧，在这样的剧目中，他被称作“万军之帅”，虽然他不直接参与两军对垒，但每到关键时刻，他就出场了，施展雷霆万钧之大能。

“耶和华是战神”，而在一般情况下，他会退到幕后或者台下，离开舞台，做一个貌似置身事外的观剧者。

也就是说，人类充满爱恨情仇、竞争与妥协、仇恨与和解、对立与融合、厮杀与拥抱的惊心动魄又花前月下的全部故事，一部伟大与残酷、光荣与丑陋、梦想与绝望的个体和全体的历史剧，背后都是由一个叫作耶和华的虚拟的神编撰的、导演的、设计的、规定的。

这样一种历史命定论显然是令人沮丧的，从这层意义上讲，人类只不过是一个被上帝役使的仆人和工具而已，这自然也引出了文艺复兴时代、科学主义时代人类对上帝统治的全面反抗，对自己造出的“天上的主”的全面反抗。

一个总是愤怒的、冷酷的、报复性的、全知全能的上帝必然会遭遇反抗。约翰·弥尔顿在《失乐园》中借“叛逆之神”撒旦之口说道：“即使我堕入了地狱，这样的上帝也无法令我敬重！”

我们接着要讨论人类戏剧中的一个道具，一个决定人类全部命运的道具：苹果。

上帝创作了人类之剧的上半场，用泥巴捏了一个“木偶剧中人”亚当，又为亚当分配了一个特别的配角夏娃。

如果故事到此结束，人类之剧将同一切物种的故事一样，平淡极了，乏味极了。

上帝这位超级编剧当然不会让事情就这么铺陈，他在永恒静美的伊甸园中设计了一个道具，并貌似警告、实则暗示和蛊惑两位单纯无比的“童男童女”：园子中其他的果子你们随便吃，但不能吃园中央那棵树上的果子啊。

什么意思？纯得不能再纯的亚当和夏娃是上帝的“乖孩子”啊，当然不会去吃上帝的“禁果”，这还用提醒吗？

戏剧性的转折发生了：一条极其聪明、美丽又狡猾的蛇出场了。如果你坐在上帝剧场的舞台下观剧，哪怕你是5岁的孩子，你也会发问：蛇是自己来的吗？如果不是，那么是谁指使它的？谁是它的幕后主人？我们大可这么推理：蛇也是上帝的造物——“蛇，是耶和华上帝所造的野兽中最聪明的”，蛇的命运蛇做不了主，蛇在历史的舞台上也不过是“上帝之剧”中一个不起眼却极关键的小配角而已，一个上帝的“掮客”而已。（罗卫国批注：蛇是上帝之手！）

天使与撒旦皆是上帝所造，蛇在弥尔顿的不朽长诗《失乐园》中既是天使的化身，也是撒旦的化身。

蛇的出场使得一场青春剧演化成了一部充满是非善恶的诱惑剧、一部气势磅礴的史诗剧。上帝赢了上半场。

3. 欲望与节制：苹果背后的人性悖论

你看我桌上这个苹果，它的色彩鲜艳饱满，形状也很性感，它在西方文化中象征着欲望和诱惑。但仅此还不够，还得有掮（罗卫国注：读音钱）客，有蛇的游说，同时还得有夏娃的“易惑的灵魂”，还得有亚当的“耳朵软”。

这是一个环环相扣、密不透风的戏剧结构，但戏剧的诱因则是苹果，苹果是欲望之源，也是欲望的化身。正像我们现在的资本市场，有一大堆的一流二流“掮客”，什么证券分析师、咨询师、会计师、律师、有三寸不烂之舌的推销员，但首先得有人愿意上钩，这比较容易实现，“耳朵软”且欲望强的人满世界都是。关键得有经过反复包装的“鲜艳欲滴”的某一只股票，即某一个极具诱惑力的“园中央的苹果”。

“苹果”有两面性。一面代表着正当欲望，的一面代表着毁灭。欲望是造福人类和促使人类进步的巨大动力，欲望也是摧毁人类的幸福和快乐、束缚人的自由天性的渊薮。

上帝不知道这么浅显的哲理吗？当然知道。要害在于上帝是二元论者，是一个喜欢“玩火”的悖论主义者。

你读《论语》，读《道德经》，读中国的四书五经，会发现我们的先贤所创造的哲学或宗教，其主体的思维范式是一元论，所以几千年以来虽有不断的代代阐述，但在同一个体系内被争议、被质疑的情形并不多。

基督教的历史、《圣经》的传播过程，却始终伴随着教众们、非教众们就同一个故事、同一段文字的辩论和“打架”。这实在是因为创始编剧者设计的主线、副线、伏线太多，太复杂。

伊甸园的中央有两棵“禁树”，一棵是代表善恶是非的智慧树，另一棵是生命树。吃了生命树的果子，人类就不死了，永生了。

冯象先生在《圣诗撷英》中说，色欲坏了乐园。但他又说“恶（欲望）也是神所赐，是神恩与拯救的伦理前提”，这等于是掀了上帝的谜牌：正是上帝释放和激荡了人之欲望，包括人的骄傲与放纵，不然上帝对人类来说就没有存在的价值了。

因此之故，上帝最害怕的恰恰是，亚当夏娃吃了生命果，故而极其坚定地“把通往生命之树的路封了”。“假若先吃了生命果，得了永生”，亚当夏娃不死，人类永生不死，对上帝而言，后果是不堪设想的：

不死就没有求生的欲望，没有对死亡的忧惧，为什么还要怀揣希望去奋斗？“奋斗”二字构造了人类全部历史的色彩斑斓与跌宕起伏，造就了人类长篇史剧的创造与毁灭、孤独与幻想，“历史地看，劳动成了人的改造即解放的必要条件”。

更重要的是，如果人类不死，为什么还要有信仰？为什么还要倚赖上帝？尼采在《圣经》诞生的几千年后大喊“上帝死了”，其实人类只要吃了生命果，根本就不需要有上帝，或者上帝早就被人类抛弃了，背叛也是上帝赋予人的天性。

这就是上帝至为警惕的地方：永生才是真正的禁果。如得永生，何需智慧？所以，他曾经警告亚当夏娃“只有那善恶智慧之树结的，你不要去吃它。吃了你当天必死”，却在他们吃了禁果之后，未让他们去死，而是罚他们继续“演戏”，在“上帝之剧”中扮演另一种角色：

“二人手携手，漫移流浪的脚步，告别伊园，踏上他们孤寂的路途”，成为被欲望驱动的“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夫和“织布纺线怀孕生娃”的农妇，一对劳动者、一对自我奋斗者，并且繁衍一代又一代被欲望绑架、被“苹果”蛊惑的劳动者、奋斗者。

无论对上帝还是人类而言，永生是很乏味的故事。上帝这位编剧兼导演最期待的故事情节充满了变数与不确定性，悬念无数，且热闹好看，关键是人类（至少对基督徒而言）也乐于扮演“上帝之剧”中经历生与死的各类角色，以仰赖上帝的一次次救赎，进而死而复活。

4. 奖励与惩戒：苹果的诱惑与腐烂

整部《圣经》故事呈现的都是欲望的释放和欲望的节制这样的悖论哲学。上帝是一位悖论主义者，他通过“苹果”解放了人的欲望，激赏人类对财富的欲望、对权力的欲望、对成就感的欲望。

最典型的例子是他对大卫王的奖赏。由于大卫的虔诚，他许诺大卫家族代代为王，代代享受荣华富贵，代代统治以色列人。这些“奖品”都很世俗化，直击人性中那些赤裸裸的欲望。

而上帝自己呢？他不是一个素食主义者，喜欢“血淋淋的祭肉和脂肪的香烟”，那才是“神的心爱”。

人类的“第一个杀手”该隐为什么杀弟？完全是由于上帝拒绝农夫该隐献祭的土特产，悦纳牧人亚伯宰献的肥羊，而导致了该隐的嫉妒。

上帝也喜欢奢华和排场，喜欢权柄，喜欢被万民歌颂。这些都是人类的欲望，也是上帝的欲望。

然而，鲜艳的苹果会腐烂，会朽坏。人的欲望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空间的演化，会走向无度，走向无节制的泛滥，这当然也是上帝所不乐见的，所痛恨和厌弃的。

而且一味地沿着欲望之河溃烂下去，这样的“人类之剧”对上帝而言，是一眼就可看出结局的烂剧。我们一定要记住：上帝是个悖论主义者。正因此，才有了“大卫之赏”与“大卫之罚”的又一出“上帝之剧”。

大卫王堪称一位伟大的贤王，但在他到达权力的巅峰时，“苹果熟透了”，也开始腐烂了。将士们在前方打仗，他闲得无聊开始心猿意马，结果在王宫的阳台上瞥见了一位漂亮的女子在另一座民宅的阳台裸浴，于是这一瞥让他起了邪念，之后诱惑女子并与之通奸。

更色令智昏的是，为了长期霸占女子，他设计让女人的丈夫再赴战场而死去。大卫的堕落是瞬时的堕落还是量变的积累？或者这也许是上帝对大卫的考验，大卫经不起考验？或者这整出剧又是上帝精心导演的“欲望之悲歌”？从而以此警醒“套中人”：人啊，伟大和丑陋是多么容易转换啊！

上帝许诺大卫家族“世世代代荣华富贵，世世代代为王”，这是“大卫之赏”；但大卫在一暼一念的大堕落之后，遭遇了纷至沓来的惩罚，悔之亦晚，这是“大卫之罚”。

而上帝也守诺，在大卫死后，让他的儿子所罗门继承王位，后者缔造了以色列国前所未有、后无来者的大繁华时代。

“城市是军队的敌人，是英雄的敌人”，大卫王成于荒原的征战，毁于耶路撒冷的“灯红酒绿与温柔富贵城”，所罗门王更是。

正是这位“城中之王”“最智慧的王”，继任王位之后大兴土木，大建宫殿，生活奢靡无度，日日豪宴，大宴宾朋，而且天天写诗。所罗门娶了900多个嫔妃，最少给每一位妃子写过一首诗。

很显然，他的欲望之火燃烧过头了，到了悖论主义者上帝所无法容忍的程度。于是，上帝的大惩罚降临了，所罗门死后，以色列国急剧衰落，并且走向了分裂。

欲望是需要被认可、被尊重和被激发的，但欲望也是要被节制的。

5. 上帝忽略了熵增定律：美丽的苹果会烂掉

人类的欲望来自一个苹果和一条蛇。问题在于，苹果是上帝种的，蛇大概率是上帝派遣的。无论是上帝指使蛇去考验人类，还是这本来就是上帝的“剧本之眼”，总之，人类的欲望觉醒了。

从人类史看，曾经在地球舞台上“你方唱罢我登场”的人类达1150亿之多，其中包括现存的70亿人，他们无不是在欲望中怀有梦想（或大或小，或高远或平凡），在欲望中奋斗与挣扎、幻灭与满足的历史过客。

假使人类从非洲的远足开始，每一对男女都能记录下自我的生命史，6万年下来，当史学家、哲学家翻阅这无比浩瀚的人类史卷时，一定会无比感慨：所谓个体的、群体的生命史，翻来覆去不过是一连串的欲望史。

这倒罢了，关键是，无论是个体的多数还是绝大多数的群体，随着时间的演进，欲望开始如小流小溪，到生命的中场如大江大河，到下半场则像大海般肆意汹涌。

我们还是讨论“上帝的苹果”与人类欲望的悖论吧。一开始是青苹果，欲望是青涩的、节制的；接着是鲜艳而饱满的苹果，欲望是成熟和奔放的；最后是溃烂的苹果，欲望跨过了临界值，一发不可收地走向腐烂……

这就是令人绝望的热力学第二定律，即熵增定律。上帝要么忽略了或者不懂这一生命铁律，要么这个残酷的铁律本来就是上帝规定的。

总之，上帝在踩高跷，在玩火，人成了上帝进行欲望的张扬与欲望的节制的实验品。上帝设计中的人类应该像一支完美的军队——向前向前向前，停步停步停步，在行与止的两极间有序摆荡。

然而，上帝的实验在“上帝之剧”的上半场就出现了悖论的失衡：双弦失序。欲望之弦越来越强，秩序之弦越来越弱。欲望之弦一旦脱序，欲望的轰鸣声就指数级扩张。

于是，就有了“上帝之子”亚伯拉罕的部分堕落、以撒的部分堕落，大卫王和所罗门的堕落，“上帝选民”的普遍堕落……

于是就有了上帝的大惩罚，瘟疫与地震、洪水与战争，于是也有了上帝的拯救——挪亚方舟和彩虹立约，还有“摩西十戒”。彩虹立约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上帝对人的欲望下行趋势的一种妥协，一种无奈的认可。

凡人皆很难经得起考验，除非是圣人，而圣人罕有；除非拥有伟大的信仰和磐石般的信念，平凡人也可以如圣人一般怀有殉道精神，抵御欲望向下行的方向狂奔。但信仰也会被腐蚀，信念之石也会被风化掉。

不独“伊甸园中央的苹果”，《荷马史诗》中那个“引发女人占有欲的金苹果”，间接引发了著名的特洛伊战争。苹果代表着欲望的两极：一极是爱情，美丽，富贵，希望与自由；一极是罪孽，堕落，野心和计谋。

“苹果之欲”正是人类的悖论之剧，无论是东方剧还是西方剧。然而，无论是西方还是东方，都遭遇了或持续遭遇着悖论的畸形撕裂。

02

科学与技术的悖论：好奇心救了猫，也害死了猫

6. 复杂的苹果：欲望之果与质疑之果

在我们讲西方文明的第N个苹果，著名的“牛顿苹果”之前，我们还是先把历史的镜头拉远到牛顿世界的1000多年前：基督教在地中海的传播和在欧洲的演化。

牛顿

一个做了18年木匠的凡人，突然之间成了“上帝之子”，带领忠诚的、怀疑的、背叛的一群人四处传“福音”，最后被罗马人钉在十字架上。

于是，他成为“上帝的化身”。于是，他的那些坚定的门徒高举他的旗帜从耶路撒冷走向地中海，走向罗马，走向希腊，走向欧洲大地，以坚韧不拔的意志和一系列的改革举措，实现了基督教的西方化、平民化。

但这个“外邦化”“本地化”的过程，不可避免地伴随着“上帝的妥协”，伴随着基督教教义与罗马民主思想、希腊理性精神的激烈碰撞与融合。

亚里士多德被称为西方人中“独一无二的哲学家”，“他的哲学的绝大部分已经融入罗马天主教会的宇宙观中”。

基督教虽然在欧洲站稳了脚跟，并成为西方世界广泛的超国家的宗教形态，但它却从此一直面临着理性主义的挑战。

前文我们讨论了“上帝之剧”的第一悖论“欲望的释放与节制”，很显然，上帝低估了潘多拉的盒子。

后面我们要讨论的是一个更大的“上帝悖论”：

宇宙是上帝创造的吗？宇宙背后真的有一只巨大的“上帝之手”吗？上帝何时创造了宇宙万物，又是以什么方式、用什么工具创造的？现场有合作者吗？有见证者吗？谁是上帝创世的见证者？是摩西吗？是耶稣吗？……

这样的疑惑可以提出无数个，并需要哲学的、几何学的、物理学的悖论推演和严密拷问，这就是希腊理性主义伟大的地方，对“上帝之剧”来说，也是最可怕的地方。

宗教的本质是相信，科学的本质是怀疑。

当耶稣的门徒们将基督教传播到希腊山时，希腊神殿上的喧哗声就注定了《新约》与《旧约》的差别，注定了后面2000年的基督教“内战”与分裂，注定了这个东方宗教进入了多元冲突的解释体系，也注定了“一千人眼中有一千种《圣经》”的复杂演绎，注定了它的开放性与创造性，也从根本上注定了最终的尴尬：

禁欲主义与世俗主义的对抗，前者节节败退；上帝创世说与科学主义的对立，后者日益昌盛；神界对人界的统治，后者日益挣脱前者的桩界，并一路向以人为中心狂奔。

当然，这一切的演进，也全非因为希腊文明元素的侵入，根本上仍在于“上帝之剧”过于宏大。

宇宙万物都出自上帝之手，必然会引来质疑，不是希腊人、罗马人、欧洲人，也会有别的人跳出来向上帝抛出疑问：拿证据来！这中间自然也包括吃了伊甸园果子的亚当夏娃们。

伊甸园中央的苹果不仅是欲望之果，也是智慧之果。

《创世记》树立了一个靶子，一个“彼岸世界”的靶子，一个永远吸引着拥有好奇心和探究兴趣的哲学箭手、科学箭手们的靶子，1000多年来，他们几乎分成了泾渭分明的两大派，一派是波义耳、牛顿这一类“拥帝派”，一派是爱因斯坦、霍金这一类“怀疑派”。

诺贝尔奖获得者杨振宁在回答“有没有上帝”的问题时说：如果说有一个像人一样的上帝，我认为没有；如果说有一个造物者，那我想是有的，因为世界实在是太奇妙了。

显然，他属于模棱两可派。《创世记》中讲得明明白白，上帝在第六天按照自己的模样用泥巴捏出了原创的人。

我们必须看到，彼岸意识的缺失和实用理性的思维方式、生活方式是中国科学技术落后于西方的主要根因。

“好奇心害死了猫”，但薛定谔那只总是在不确定性中探究是或否，却永远找不到终极的“是”或“否”的猫，正代表着人类伟大的探索精神、冒险精神。

7. “砸中”牛顿的苹果，也砸到了“创世记”的危房子

我若干次去剑桥大学，或旅游或访学，只要路过三一学院牛顿宿舍的楼下，就一定会驻足片刻，带点虔敬瞅向那株矮小的苹果树，我从未见过它开花，更没见过它结果子。

它不过是剑桥人关于“牛顿苹果”与剑桥的一厢情愿而已。

剑桥大学三一学院

真正“砸中”牛顿的那个苹果，据牛顿自己晚年回忆，是在他的老家伍尔索普村门前的那片苹果园。

一大片苹果园，满园子的苹果树，树上结满了红苹果绿苹果黄苹果，突然，一只苹果直直地凌空而下，砸到了地上，砸到了地球表面，“砸中”了牛顿那接近于神的脑袋：引力！万有引力！一个支配月球和行星的单一完整的引力理论就这样萌生了。

我17岁时在渭河（罗卫国：应该是陕西境内）边方圆十几平方公里的苹果园待过一年多，运气偏差：上万棵苹果树和数万个苹果，怎么没能砸到我啊！在剑桥的牛顿数学研究院，建筑外面竖有3座象征性雕像，分别代表直觉、天才和创造力。

很显然，“苹果”是为具备这3种思维品质的“上帝之子”准备的，为亚当和牛顿准备的，在牛顿的认知中，亚当才是人类最早和最伟大的科学家。苹果园于我而言，只是让我在青春期写过一些青涩而幼稚的二流诗歌而已。

牛顿相信他是上帝拣选的人，他说“柏拉图是我的朋友，亚里士多德是我的朋友，但我最好的朋友是真理”，岂不知在某种意义上，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是上帝的敌人。

正是希腊先哲们开创的思辨的、质疑的、理性化与逻辑化的思维范式，将上帝、将《圣经》、将神造万物的宗教信条变成了“真理的靶心”，变成了四面漏风的“危房子”。

牛顿赋予了自身一个几乎不可能实现的使命：在宗教与科学（严格来说是自然哲学）、在《圣经》与自然这两本书之间打开一条通道。他相信在亚当堕落之前，亚当所拥有的自然知识要比堕落的后代广泛和深刻得多。

这也是16-17世纪欧洲大陆的流行观点，许多人认为，亚当拥有关于自然及其运作的广博知识。问题出在亚当吃了苹果，蛇诱惑亚当吃了苹果，人类堕落的同时也变得愚昧了。牛顿和他同时代那些精英，就是不愿面对一个隐藏的事实：上帝在亚当的堕落中负有责任。

“牛顿提供了一种万能钥匙，解开了天上和地上所有观察得到的物理运动谜团”，也深刻影响了人类的思维方式与生活方式。

严格来说，今天的人们依然生存于牛顿理论的影子之中。在诸多领域，牛顿都留下了自己的成就。在数学和光学的领域，他被尊为鼻祖，而正是这两门学科，奠定了现代科学的根基。

另一方面，神学才是他研究和教授生涯中最重要的部分。他自建炼金熔炉，花20年左右的时间研究炼金术。牛顿断定它是灵魂追求的一部分，是通往上帝真理的捷径。牛顿晚年得了严重的精神疾病，据推断和他在炼金实验中接触汞太多，导致汞中毒有关。

“牛顿这冷冰冰的妖怪将宇宙描绘成一部机器，使人愈发觉得科学本质上是机械的”，这与上帝扮演的角色近乎一致：一切都是设计好的，都是规定好的，从星系的运行到人类戏剧的每一个人物、每一种人物关系、人物的每一个动作、每一句台词……一切都是在上帝搭建的舞台上展开的。

然而，牛顿和同时代的经院哲学家、自然哲学家始终面临着横亘在前的一道悬题：假如每个“果”都要有个“因”的话，最初那个“因”（初始条件）究竟是什么？或者是谁？是上帝吗？请拿证据出来！

牛顿企图扮演上帝的角色。然而，他的天才不仅表现在他所解决的问题上，“而且表现在他所制造的问题上”，他给上帝制造了更多的麻烦和困境。

虽然“牛顿将科学视为一种对上帝的崇拜仪式，但牛顿力学却对基督教传统的上帝信仰产生了负面影响”。难怪他在生命最后的40年完全像换了个人——一个遁世的人物，后来热烈拥抱世俗权势和名望，包括金钱。

凯恩斯说：“牛顿并非理性时代的鼻祖，而是一位末代术士。”

凯恩斯忽视了一个细节：牛顿终生喜欢吃苹果。

8. 苹果之魅：伽利略向谁下跪？谁向霍金下跪？为什么？

穿透点说，上帝的困境来自上帝，来自“创世说”和伊甸园中央那个苹果。“上帝创世”是不容置疑的宗教之音，“相信是宗教的灵魂”，信则灵。而“苹果”却打开了欲望的黑盒子，撩动起了人类的好奇心，播下了质疑的种子。

读《圣经》，读基督教史，读后世一些基督教论著，你总是会发现：悖论无所不在，选择相信与大胆怀疑无所不在，护魅与祛魅无所不在。即使在长达千年的中世纪，所谓的“黑暗时代”却孕育了早期的大学——神学院——“辩经堂”。

一些善于形而上思辨的僧侣成了教授，一些思想特异的青年信徒成了学生，他们围绕着堕落与救赎、创世说与伊甸园的果子、上帝是否预知亚当偷吃禁果事件、上帝创世时谁在现场等永恒无解的话题，进行无休无止的诘问、辩论，分裂成了“护经派”“疑经派”两大阵营，后者中又发育了独立于神学的各种自然学派，创立了独立于神学院的各类自然科学研究院。

这其中既诞生了牛顿这样的“护经派”天纵英才，通过对宇宙规律、自然规律的研究，来印证上帝创世的绝对正确性，并以此“恢复人类对自然万物的统治”，也滋养了一些“叛经派”“毁经派”的哲学家和科学家。

似乎没有任何宗教体系像基督教这样，历史上出现过那么多向自身堡垒投掷“炸弹”的叛教人物。比如尼采，比如达尔文，他们都曾经是神学院毕业生，是虔诚的基督徒。尼采公然宣示：假如有神，我为什么不是那神！

达尔文从中观和微观的层面动摇了上帝创造万物的“地基”，另一批人，从哥白尼、布鲁诺到伽利略（1564-1642），则从宏观、超宏观的层面摇撼了上帝创世的“天基”，天和地的根基都开始摇晃了。

哥白尼以伟大的天文学家著称，但他的灵感大多来自书本推论，而非星空。

牛顿的一大兴趣是观察星辰，甚至为此设计制造了折射望远镜。牛顿出生的前一年，天才天文学家伽利略在软禁中孤独离世，后者也是一位望远镜的设计制造者，他甚至谎称望远镜是他发明的。

伽利略的一生几乎都是在观察星空中度过的，直到双眼失明的前几个月才停止。他不无自负地说，“天空中每件新鲜事都是我发明的”，“曾经在我手里扩展了1000倍的宇宙，现在已经缩小到我这个臭皮囊中”。

哥白尼学说中众行星环绕太阳的“芭蕾舞”，在伽利略的望远镜中已变得无可置疑。伽利略认为，人类生活在广阔宇宙中的一个哥白尼式太阳系中，并进而断言，银河不过是无数恒星的集结。因是故，他大胆喊出：《圣经》内容必须修改！

结果是必然的：70岁的伽利略被罗马教会判定有罪，并被迫在一家修道院的大厅里下跪，宣誓放弃哥白尼学说。

伽利略说：“只要感官有所不逮，推理就应该介入。”而他在宗教裁判所的下跪，则象征了感官与推理、宗教与科学的冲突，宗教暂时获胜了。

很长一段时间，教会成功在地中海地区阻碍了科学的发展，而那些伟大的科学发现大多出现在天主教势力之外的北欧诸国。（以色列周边神学发达、北欧科学和哲学u发达）

347年后，罗马教会为伽利略平反，教皇说：“真正的科学研究绝不会与信仰抵触，因为真理不分世俗和宗教，其来源均是上帝。”

但在隔年的1981年，教皇却向一个人，一个被“粉丝”夸张为“最想见的两个人，一个是上帝，一个是你”的人下跪。这个据称智商高达160的“不朽的天才”“仅次于上帝的人”叫霍金。教皇向霍金屈膝下跪，为什么？

9. 苹果之劫：图灵吃下的毒苹果   岂止是同性恋惹的祸

霍金是爱因斯坦的崇拜者，爱因斯坦用他的相对论撼动了牛顿的“机械因果论”。

牛顿的舞台就是上帝的舞台，主角只有上帝一个，芸芸众生皆是上帝舞台的配角和道具，而爱因斯坦则认为，舞台有无数个，主角也变幻不定，一切皆因时空的演化而变化，所谓永恒尽是幻象。

正如他的相对论一样，爱因斯坦的信仰也一直模糊不清，霍金的信仰也无从得知。我曾多次和霍金的关门弟子、《极简宇宙史》作者克里斯托弗·加尔法德交流，我问过他：霍金信上帝吗？他笑而不语。他自己则是无神论者。

霍金

霍金在世时有一首歌风靡一时：《E＝mc霍金》。歌中唱道：“E代表着精力，那就是我。我是个聪明的科学家，我是厉害的MC。在你轻视我之前，我已经思考了两个G。我是混沌之主，我是熵之王。再没人跟我一样，我如宇宙之恒久，我独一无二。”

恐怕没人敢轻视这位“轮椅上的巨人”，他被称为“宇宙大爆炸的先知”，他推演了宇宙的生与宇宙的死，他甚至说：“我们是一群不起眼的生物，生活在一个普通恒星的二流星系上，位于千亿星系中某个外围星系的边缘地带。

很难相信会有一个上帝关心甚至仅仅是注意到我们的生存。”这样的论断对仰赖上帝而存在的教会无疑是毁灭性的。教皇匍匐于霍金脚下，自然不足为奇了。

对罗马教会来说，科学永远是有禁区的。梵蒂冈教皇科学院是教皇在科学问题上的智囊团，会士都是杰出的科学家，很多著名的天文科学家参加过教皇科学院1981年举办的关于宇宙大爆炸后的演化问题的讨论，但却被禁止讨论大爆炸本身，因为那是“创造的起点，完全是上帝的工作”。

霍金偏偏被隆重邀请参会，而他正是发现大爆炸的那个颠覆上帝创世说的人。

研讨会后，教皇当着在场的众多嘉宾向霍金下跪，这令众人无比震惊。更令科学界和宗教界意外的是，5年之后，霍金加入了教皇科学院。

谁妥协给了谁？英国人根据《时间简史》改编了一部舞台剧：《上帝与霍金》。看来，霍金也并不是《圣经》中所指斥的那一类“硬脖子的人”。

当然，伽利略也不是为科学真理而殉道的硬汉科学家。哥白尼是，布鲁诺是，还有一位特别值得铭记的“硬脖子”科学家，即充满着神秘色彩的艾伦·图灵。

艾伦·图灵被称作“能跟牛顿、法拉第、爱因斯坦平起平坐的人”“一个最复杂也最迷人的科学大师”。二战时期，图灵曾经作为谍报专家主持发明了一种全新的破译机器，使得盟军每天可以破解德军3000条密码。有二战史学家分析，图灵的这一成就至少让二战提前结束了两年，“一个人不亚于一个集团军”。

然而，深受基督教伦理影响的英国法庭也间接地提前结束了图灵的生命，他死于41岁，死于同性恋之祸，死于法庭判决带给他的屈辱，死于一个含有氰化钾剧毒的苹果！一只鲜艳性感的苹果！

又是苹果惹的祸！

图灵之死，恐怕不仅仅是因为悖逆了建立在基督教伦理之上的保守的英国法律，他的死因留给人类许多悬念，至今众说纷纭。

图灵被称为“计算机之父”“人工智能之父”。二战结束后，他的天纵之才得到了充分施展，他发明的全新的机械化计算的理念演进成了后来的计算机，在数学、逻辑学和哲学等多个领域，他都有卓越的成就。他曾经宣称，有一天机器能强大到像人一样思考。

然而，他却以最极端的方式结束了“英勇、悲剧的一生”。图灵身上集合了自由主义对宗教伦理的反抗，以及科学主义对上帝主宰世界的反抗。

图灵不像牛顿时代的自然哲学家们，他们进行科学研究是为了印证上帝，却最终让上帝陷入“不能自洽”的逻辑困境；

他也不像达尔文时代的科学家们，虽然信奉上帝，但也尊崇自然，并最终以对自然脉理的科学解析，走上了否定上帝的道路；

他也不像爱因斯坦时代的科学家们，宗教的归宗教，科学的归科学，从而使得科学从此不再为上帝学说所笼罩、所左右，科学研究从“上帝之仆”的角色变成了“科学的命运，数学说了算”，科学家说了算；

他也不像孟德尔这样的遗传学家，伪装成“上帝的仆人”以摆脱物质的困顿，却从不相信上帝，且在“上帝的后花园”不自觉地从事着颠覆上帝的科学探索。

艾伦·图灵压根儿既不相信上帝，也不遮掩自己的无神论信仰，数学就是他的上帝和毕生信仰。他是一个“哈姆雷特般的男人”，活在自己的信仰中：机器总有一天会超越人类，并打败上帝。

只不过，图灵早出生了至少50年，他成了“科学宗教”“智能宗教”的先驱者和牺牲者。（罗卫国注：科学宗教、AI宗教）

10. 苹果之殇：科学主义、消费主义、自由主义时代

一个图灵倒下去，千万个图灵站起来！有人说“达尔文谋杀了人类的始祖亚当”；也有人说，蛇诱惑亚当吃了苹果，“蛇”同样蛊惑图灵吃了苹果。

前者代表着欲望的释放，后者代表禁忌与惩罚，代表着Stop ！Stop ！Stop ！（停止！停止！停止！）

人类正如《圣经》中的雅各一样，一轮又一轮地与上帝不停歇地角力，一代复一代地与上帝掰手腕，在两极悖论中冲撞与妥协，顺服与对抗。

在“上帝之剧”的上半场，上帝赢了；中场，以平局合上了大幕，图灵的“苹果悲剧”代表古典禁忌的胜利，也是人类中心主义的发端。

进入20世纪80年代，戏剧的下半场，基本不能称作“上帝之剧”了，它已经完全溢出了原来的故事脚本，偏离了旧舞台，背离了上帝的导演与设计，“挑战的吼声，响彻天穹”。

故事完全脱序了，故事的主角成了一位“黑袍牧师”，道具仍然是苹果，也就是我们所讲的第四个苹果。

乔布斯上场了，他是一个肉身凡人，却企图扮演上帝的角色，创立了让地球上数亿人口痴迷的“苹果教”，包括传统教会中的僧侣与修士们，也都每日俯首于闪闪发亮的“苹果”之上，从日出到日落，甚至无休无眠。

乔布斯

乔布斯一生的偶像是艾伦·图灵。苹果公司的徽标就是一只有缺痕的苹果，银色的而非红色的。有人问乔布斯，它的灵感是否来自图灵那个毒苹果的启示？“乔上帝”露出了神秘的表情，却不置可否。

旧秩序与旧禁忌不但未能在图灵之后收复失地，收服人的心灵与失序的行为，相反在二战后长达70年的和平时期，伴随着指数级扩张的科学革命，伴随着科学发现指数级向技术发明的扩散，伴随着技术创新对人类生活的广泛渗透和影响，现在，“人类第一次拥有了这样的工具和知识，用以创造出任何我们想要的世界”。

最具代表性的工具就是乔布斯的苹果公司开发出的一款又一款“以人为中心”的 App（应用程序），让这个世界上的大多数人通过最少的努力，快速获得包裹在海量垃圾信息中的有用或无用的信息，快速建立起（理论上）与一切陌生人的瞬时连接，快速表现装饰了的自我或赤裸裸的自我，快速享受“最高水平的瞬时快感”，并沉迷于虚拟世界中帝王般甚至上帝般的自我的无所不能，以及快速催熟一个个偶像，又快速捣毁一个个偶像。

事实上，正是乔布斯，这位从遥远的东方汲取了神秘的禅宗哲学的“东西混血”的“苹果教主”，在将电子产品娱乐化的同时，也在加速摧毁旧信仰与旧秩序、旧文明形态与旧生活形态。

代之而起的“新宗教”是科学至上主义、“人生即游戏”的新自由主义、“今天是最好”的现世主义、“用过即扔”的消费主义，以及无所不在的拜金主义。

信奉“机器取代人类”的图灵、同性恋者图灵假使生活于乔布斯的时代，幸耶？不幸耶？欢呼耶？困惑耶？

人类正在欲望泛滥的洪涛中起伏下坠，加速下坠，开启闸门的岂仅是乔布斯？岂仅是数亿个闪耀着金属色泽的“苹果”？没有乔布斯，也会有韦布斯。

硅谷，这座占地700多平方千米的苹果园（硅谷诞生于苹果园中，这也许有点诡异的巧合）中，活跃着、潜藏着千千万万的乔布斯式的上帝宿命论的颠覆者。

在伊甸园中那个鲜艳夺目的禁果构成人类原罪的那一刹那，也许就注定了人类今天的光怪陆离众生相，注定了人类对上帝的悖逆，以及明天的远景：“机器人”也许会在造福于人类的同时，成为奴役人类的“新上帝”。

算法主宰世界，数学驾驭人类。但愿不完全是。

20世纪初，写出了《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伟大先哲马克斯·韦伯不无忧虑地写道：宗教带来繁华，繁华带来腐化与懈怠。他这里的“宗教”指的是从基督教改革中孕育出的最具进取性、扩张性、开放性的新教，后者是缔造美国经济与社会繁荣的核心价值观。

然而，美国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正在异化成一个“冲动的社会”，一个硅谷“新上帝”与华尔街“金融帝王”合谋的偏离新教理想的社会，一个“智能上帝”将要操纵一切的社会。“无灵魂的专家，无心的享乐人，这空无者竟自负已登上人类前所未达的境界。”

卫斯理宗的创始人约翰·卫斯理早在200多年前就极具洞见地指出：“由于卫理公会信徒在各处都是既勤劳又节俭，所以财富也增加了。相应地，他们的傲慢、激情、肉欲、眼色和生活的志得意满也随之高涨。”美国这50年左右的畸变再一次印证了韦伯思想的不朽，印证了卫斯理这样宗教先哲思想的不朽。

03

关于人性悖论、科学悖论的散点思考

1. 人类生存于一个巨大的悖论圈中，每个人的一生中的每一天、每一时也都面临着一个接一个的悖论。

如果我们相信有上帝的话，我们便无法排除这样的疑惑：既然上帝掌控一切，为什么不能预知并制止蛇对亚当的蛊惑？为什么要让一个苹果“唤醒”人类的原初欲望和原生的好奇心？

反之，如果我们不信上帝，又如何解释宇宙的均衡秩序，宇宙万物大至超宏观、小至超微观在结构上的惊人一致？这是西方文明史上的最大悖论，恐怕永远无解。

2. 人类文明史上的第二大悖论：欲望的激发与控制。

冯象在《圣诗撷英》中的一个小注释道尽了上帝的心机：恶，也是神所赐，是神恩与拯救的伦理前提。这也就是说，不是蛇的蛊惑导致了亚当夏娃的堕落，是上帝导演了人类欲望的启蒙。

冯象又说：“辨善恶须有道德意识和自由意志，原是神的特权，不容人类篡夺。”

冯象和上帝都有点一厢情愿了。须知，一旦人有了欲望，自由就经常摧垮意志，道德就时常失去“意识”。人的欲望既不受上帝摆布，甚至人自身也总是把控不了自己。

人不是牛顿因果链上的一个机械符号，它既是理性的“思想芦苇”，也是非理性的动物。依冯象之论，“堕落”是“神的安排”，是神救赎人类的前提，那么可否做如下推演：

你得“堕落”，这样你才能倚赖于我（上帝），被我拯救，并彰显我的大能。但你堕落了，你不能太堕落！啊，你怎么变得这么堕落，这不是我想要的样子啊！于是我必须惩罚你，加倍惩罚你！

于是，人类被套上了伦理之枷、秩序之锁、规则之链。于是，一部人类史就演进成了一部欲望的激发与控制的历史。

这也许并非是所谓上帝的“天命”，而是那个叫摩西的人（或一群无名的民间故事家）、一个（一群）洞悉人性的先哲、一个伟大的组织领袖借上帝之名编撰的故事（有些基督徒认为，《创世记》出于摩西之手），故事揭示了深刻的人性逻辑和组织逻辑。

3. 人类文明史上的第三大悖论：好奇心救了猫，好奇心也会害死猫。

这就是永远困扰人类的“测不准原理”“不确定原理”。

物质文明的发展端赖于人的欲望的觉醒与张扬，科学技术的发展端赖于人的好奇心的启蒙。我们得感谢伊甸园中那个代表着欲望和智慧的红艳艳的苹果，感谢“聪明而美丽的蛇”，感谢上帝在亚当和夏娃的基因中嵌入了“相信与质疑”的悖论因子。

但是，上帝为什么在后面的“上帝之剧”中，一而再、再而三地要“杀死”人类的欲望，“杀死”人类的好奇心？很显然，欲望失控了，人类的好奇心在助益于上帝伟力无边的同时，也在反噬上帝的至上权威，甚至成了“杀死”上帝创世故事的推手。

你不能没有好奇心，你不能“宽于蠢，短于智”啊！但是啊但是，你也不能好奇心太多，不能太聪明啊！比如你怎么能够探讨宇宙的起源啊？人怎么能制造“机器人”？宇宙是“我”（上帝）创造的，人是“我”（上帝）用泥巴捏的……

爱因斯坦说：人心比地球冷得快。牛顿说：我能算出恒星的运动，但算不出人类的疯狂。我说：人心比上帝变得快。

越是禁果，越有蛊惑的力量。（罗卫国：罂粟的花最娇艳、最诱惑人，毒菌也是如此。）人心怎么可能像钟表一样，全然地嘀嗒有序呢？

人类还有一种本能性力量：走极端。最典型的莫如自由与秩序，似乎很少有人、有企业、有社会能够在每个时期做到既有令人舒展的自由，又有令人普遍悦纳的秩序，多数情形下要不自由滥觞，要不封闭专制。

从这一意义上说，中国文化的中庸观、中道观也许是补救现代文明缺失的理想哲学观。但问题还在于：也许正是走极端，才孕育了现代文明。人类能走上所谓的理性与中道吗？所谓的“中道观”，是中华先哲们的一种理想追求。

4. 上帝后悔造人吗？

《旧约》中上帝确曾后悔过，曾经动念要毁灭人类。

但为什么每到临头又转念头、改主意？亚当夏娃“偷吃禁果”，他本可以按照起初的警告，让一对犯忌的男人女人去死，却在罚他们回归乡土做“农夫农妇”的同时，赐予二人遮挡裸体的兽皮（帝成了“世间第一个杀生的猎手，第一个流血夺命的”“诅咒大地的示范”，据《圣经、新教与自然科学的兴起》一书中的观点，犹太教和基督教在对环境的破坏方面负有责任。难道是上帝的“示范效应”？）。

这仅仅是宽容与宽恕吗？这恐怕仍然是一个巨大的悖论：杀死他们，谁来依赖于上帝？上帝的救赎对象没了，上帝的存在前提又在哪里？就比如亚当夏娃不能吃了生命果而实现永生，从而不再需要上帝一样，亚当和夏娃也不能死去。当然，蛇也不能死去。

这就是经典的卡夫卡式悖论。人、人类、人类的各类组织，事实上都处于一种卡夫卡式悖论之中，我们所能努力的一切，就是在各种各样的悖论中实现动态平衡，波浪式前进。

04

后记

本文灵感源自英国著名的格兰切斯特村那座著名的苹果园。

2017年4月2日至5月15日，我在剑桥大学访学，随身携带了20余本书，包括沃伦·本尼斯的领导力系列著作四册、冯象先生翻译的《摩西五经》、马克斯·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彼得·哈里森的《科学与宗教的领地》等。

这一个多月时间，除了与剑桥一些多学科的学者、教授、学术圈朋友进行正式或非正式的咖啡交流之外，所余时间我几乎走遍了剑桥镇的绝大部分角落，三一学院、国王学院、达尔文学院、耶稣学院等古老的学术庭院是我最为向往的神圣殿堂，我也参访了剑桥镇几乎所有的古老而著名的大小教堂。

当然，牛顿窗下的那棵苹果树是我每天早晨环绕剑桥散步途中必经的所在。对于白天的“咖啡燃烧”与思想激荡，以及密集的参观游历，我都会在晚上安静的灯下阅读时间，结合书本进行天马行空的联想性思考。访学一大半时间过去后，我的思考聚焦在了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教堂与“学堂”在一座古老小镇如此密集地纵横交集，与剑桥在800多年间诞生了牛顿、达尔文、凯恩斯、罗素、拜伦、霍金、弗朗西斯·克里克与詹姆斯·沃森（此二人发现了DNA 的双螺旋结构），以及近百位诺贝尔奖得主等改变世界的伟大科学家、思想家、诗人和艺术家之间有无一种内在的逻辑关系？

如果有，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共振或对抗、共谐与冲突的内在张力？即是说，宗教或基督教的原教旨哲学和它的演化与变革的历史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推动了科学技术的发明创造，并进而推动了人类历史的进步抑或倒退？

第二，科学技术在什么阶段、以什么方式、在多大程度上从“上帝的仆从”演化成了与上帝“摔跤”的“大力士”，进而演进成了“宗教的最大威胁力量”，导致了传统宗教在事实上的衰落（我在这一个多月几乎每个礼拜日都去剑桥不同的教堂，总感觉神圣的氛围中透着一种没落感，最典型的是参加礼拜活动的年轻信众甚少）？以及“科学主宰人类”“人工智能成为新上帝”的思潮与趋势是否正在成为不可抵挡之势？

第三，《圣经》中充满悖论的故事与哲学体系、基督教历史中充满一个个问号与解析问号的辩诘史和变革史对今天的组织管理，尤其是企业管理具有怎样的启示性和借鉴性？

……

这些形而上的话题使我陷入长时间的亢奋与焦虑状态，以至于多日失眠。

是年4月底，英格兰最舒适的季节，我与太太应尹一丁老师约请，到位于剑桥南面不远的格兰切斯特村边著名的苹果园闲游。

这座英格兰村庄和剑桥大学一样古老且一样遐迩闻名，坐落在村东头的苹果园是镶嵌在这座小村的“自然明珠”和“思想钻石”，并产生过影响英国和整个西方文明、人类哲学、文学与经济史的“格兰切斯特小组”，其成员包括诗人鲁珀特·布鲁克、我所崇拜的哲学家罗素和维特根斯坦、经济学家凯恩斯、小说家福斯特和弗吉尼亚·伍尔夫、画家奥古斯塔斯·约翰。

尹一丁老师称这座“苹果园”是剑桥人的“思想广场”，也是欧洲和全世界学者与艺术家们心仪的无围墙的“思想殿堂”。田园诗般的果园一代又一代、一季复一季地，在100多年间激荡和发育了层出不穷的新思想、新观点。这实在是一片不朽的“思想果林”。

苹果树下，一张木桌，一杯散发着花香气的英式红茶，一碟英式烤饼，我懒懒斜倚在帆布躺椅上，极目四周尽是一棵接一棵枝干沧桑黝黑、绿叶层层叠叠的苹果树。我们三人开始了漫无边际、天上地下的闲聊。

正是在无比放松惬意的状态下，我的眼睛碰到了头顶树梢一簇簇白色的、小小的苹果花。意念作祟吧，似乎鼻孔中也嗅到了一丝淡淡的花香，我突然想：上一次的果园之行，有学者告诉我，据说“计算机之父”“人工智能之父”图灵正是在这片苹果园的草地散步时，产生了人工智能的灵感。

一刹那，我的大脑中有一种触电般的震颤，思维天马行空，从伊甸园的苹果，到《荷马史诗》中的金苹果，到牛顿的苹果，到毒死图灵的苹果，到乔布斯的苹果……

沿着苹果这条思考线，从人性管理和科技创新的视角，我开始了大量的阅读，并断续进行了长达4年的思考，形成了基本的认识框架，并在多个正式或非正式场合与学者、企业家们交流探讨，最终在和正和岛总编辑陈为、《决策参考》主编曹雨欣的咖啡访谈中，形成了本文的初稿。在这个基础上，我用两个多月进行了73 次大大小小的修改。

我感谢就此话题给予我许多启发与思考的企业家朋友、学者朋友、编辑朋友，但我首先要感谢的是尹一丁老师，他的“苹果园之约”是促成此阅读思考的决定性因素，我也将关于此话题的想法最早分享给了他。第 57 次的修改稿我也第一个发给了他，请他指正，得到了他的热烈反馈。

格兰切斯特村的“苹果园”，对我来说是一个“神一般的存在”，后来我又游历过两次，前后大约六次之多。2018年10月初的一个绵绵细雨天，我和太太带着我的儿子、儿媳、小孙子田大福再赴果园。

在果园古屋的咖啡厅，隔窗远目室外大片的苹果树，枝头上挂满了成熟饱满的青苹果，别是一番景致。两岁半的小孙子居然兴奋地手舞足蹈，哼起了“即兴创作”的童稚小调，旋律抑扬顿挫。（2022年11月19日下午15:58分阅读完毕，罗卫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