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办院长罗卫国
你选择平原,我选择山道
发布时间:2024-06-08



你选择平原,我选择山道


虹影


这标题来自苏格兰民歌《罗梦湖》,这首歌充满激情,渲染那种生死不渝的情感,每次听,心里都震撼,虽知与之相隔甚远,却依然感觉是为我这样的人写的,也是为我母亲那样的人写的。


你选择平原,走得那么稳,没有波澜起伏;我选择山道,行进在山道,充满曲折。明知如此,却没有后悔。上天让人生而不平等,机遇不一样,用功、刻苦不一样,有人可以从一次次失败中吸收教训,扬长避短,那这人可能收获到一些别人没有的东西。有些人却不能。


从小我就异常敏感脆弱,母亲知道我这种人易受伤,则希望我坚硬一些,不想我轻易受到外界的影响。长大一些,我的情况较之前稍好点。不过遇上一本好书,我会连日带夜读,即便上课,也在抽屉里读那另一个有趣的世界,渴望加入其中,会抄写里面最喜欢的句子,甚至希望作者是自己。这很可笑,笑过后,再去理解书中人物的命运、精心建造的结构,多问自己几个为什么。读书会读出经验,想去改写喜欢的人物的命运,想让她们有所不同,救下性命,有情人皆成眷属,分离的人团聚,心里有了安慰,夜里睡觉也踏实了。


母亲有一段时间总唠叨,话翻来覆去讲,总结一下,是说一个人应该要有一颗善良柔软的心、坚定不屈的勇敢、细腻敏感、遇事冷静思考,有这四样品质,她/他才不会被生活打败。


年幼时,我并不理解,母亲离开这个世界后,我才慢慢懂得一些。


母亲从小在重庆下游忠县(我命名的“华夏神女”豪华游轮母港就在忠县)乡下成长,房前有水塘,房后有山坡,她会在月光下摘石坡上的地木耳。她聪慧,可以叫出山里众多的树名,也可以叫出河里好些鱼名,她很爱唱歌,干田里活、做针线是把好手,人长得出挑,远近闻名,乡里有钱人家挑童养媳,自然瞄上她,让媒人上门提亲。


可是她不愿意。母亲的母亲看着她,气不打一处来:没有见识的小姑娘,怎么就不听母亲的话,不仅自己以后有吃穿,也会补贴穷家,其她姑娘想结这门亲还不够格。母亲的母亲想不通,把她关在房间里。


母亲居然抱了陪嫁的蚊帐打开窗子,那窗子下有较高的坡度,她不怕跳下去会摔坏腿,就那样做了,在夜色遮挡之中,她离开那个家,那个村子,想到她的母亲知道后会多么悲伤,她还是咬牙,继续赶路。到达县城,把蚊帐卖掉,钱用来搭上去重庆城的船。


1996年,我写自传《饥饿的女儿》如是说,母亲逃掉童养媳的命运,到了大重庆城,很快机缘巧合,有了袍哥头子的丈夫。之后遇见我的养父、生父。母亲的一生波澜壮阔,其实一本书并不能写完。


对照她的人生,我从小跟几个姐姐共住一个小阁楼,在窄小的床上,想翻身都难。18岁前在院子、在街上、在学校一直受辱,皆不知原由,生日前才知自己私生女的身世,第一次明白多年来跟在自己身后的那个男人原来是生父。18岁那年发生好多事,第一次恋爱,第一次打胎,离家出走,后来到了英国。在那儿生活了十年后独自返回北京居住,在孤独中写小说养活自己和家人。


很像大海中船翻了落水,绝望中捞一根救命稻草,却意外得到了一个对自己忠诚的家,有了女儿。朋友前日说,你活出了好多女性向往的生活,从一无所有,到今天过你想要的生活,这就是女性生存奇迹。


这是奇迹吗?


我问自己。


我没有想过活出奇迹,我只知道得朝前走,一步一步,不给自己任何停下的理由,我不相信奇迹,更不相信任何神话。


朋友又说,相比你以前的小说,现在你的小说少了痛,也因而少了锋利。她的话让我思索。


锋利失去了吗?


并非我现在不痛,谁能感受我的痛和挣扎,出生时烙印在身上的红字,怎么去得掉?成长背景中那些暗黑的因素,那些普通女性成名背后的代价,大时代中一个弱小的个体所经历的打压和失去,早已是千疮百孔。以前的小说《K》,曾被法院裁定永久禁止以任何形式复印、出版,不为别的,只因情色;我想对抗,写一个“上海女王”的小说,在扉页上故意请人来对号入座……而此时,我回看,发现从前的自己,是那样青葱,有时怀揣利刃,却力道太大。


几十年过去,千帆阅尽,看我相、人相、众生相,便又有不同,那些无可奈何,种种绝望和心酸,长江水涓涓不息,岸上,一只鹅,一双红鞋,一个发狂的女人,那自杀者转身的背影,渐渐远去,最后定格在床上,两个相爱的人,可以安然入睡了。我在说电影《月光武士》,在说新长篇小说《不死鸟》中无平静生活的普通女子,只因几多年前她们卷入别人设计好的局中,要求生,要解救困住的爱人,只能铤而走险,即使献出一生的幸福,也在所不惜。


长江水中,小时候每年会淹死人,有些尸体漂到下游,无影无踪,有些尸体七天后会被江水冲到回水沱,浮在水面,男性全是以背朝天,女性统统仰面朝天,亲人或仇人来,他们七窍会出血。尸体有不少是女婴。重庆有很多的防空洞,在我成长的过程中,失踪的女孩有时是在防空洞里被找到的,在被强奸之后。


我生长的长江南岸六号院一共13户人家,大多是船员,或从事跟船舶相关的工作。邻居张妈是丈夫1949年时从武汉一家妓院用几块银元买来的妓女,她不是重庆人,在这儿久了,学了一口重庆话。她没有生育,和丈夫抱养了一个男孩。每天早上,她要伺候丈夫吃饭,面软了或盐放多了,她的丈夫就用擦得锃亮的大头皮鞋踢她,抽皮带打她,有时就在大厨房,当着众人的面施暴。


没人敢过去阻挡,院子里男人打女人,大家已习以为常。当有人欺负我时,张妈也只能看着,之后她会对我很好,给我一小碗稀饭和泡萝卜丝或是一小块饼。张妈住在院子最后的位置,跨过厨房,往一个窄窄的通道走,走廊每个窗户都朝向江水。她不识字,儿子在上初中。图书馆打了封条,他却从里面偷了一些书。


张妈知道我喜欢看书,不时借书给我,有一次她给我的书是一个手抄本《少女之心》。我看了两页,被里面的色情描写吓得脸红,赶紧还回去了。那本书是她的儿子借人的,当时是禁书,在重庆甚至全国传抄得厉害,讲一男一女相爱,以性描写为主。显然张妈并不识字,不然她不会把这样的书给我。多年后,我听家人说,张妈在她儿子结婚生子后病故了。


我没问她的丈夫如何了,只替她庆幸,她终于从那个魔鬼手中彻底解脱了。


我们野猫溪街,重男轻女,男孩能传宗接代、能干体力活,女孩是嫁出去的水,替别人养,在原生家庭是累赘,一盒纸烟比一个女孩的命值钱。女人生小孩,若是女婴,会被扔掉,有时直接扔进江里。有善心的,把女孩送人,比起那些突然就死掉的女孩,被送走的女孩已经算是命好的。


我没有被送走,也没被溺水或枕头闷死,真是幸运。母亲生下我后不久,因为父亲患眼病,从船上回家,当家庭妇男,母亲出外做体力活,像男人一样抬石头、挑沙子水泥和氧气瓶。父亲知道我是母亲与别的男人的孩子,他没有对我不好,反是格外用心,格外守护。父亲跟街上那些扔掉女孩的人不一样。


母亲更是为了我的存活,付出了代价。她留在这个家里,不仅为了我的哥哥姐姐,也为了我,甚至考虑我的特殊身份,担心家人因为她对我好,而故意与我保持距离,有时非常冷漠。


好多年,我与母亲之间砌了一堵墙,我看着这墙无能为力。


每个周六,我等在江边石坡上,她若搭货船回家,会从这儿经过,有时我也会在六号院子上端的中学街三岔路口,她走山路,哪条路都会经过。


有一次她居然是与一个船厂的蒋姐姐一起,这位姐姐是中日混血,日本母亲在1950年末被送回日本,当时就在这个中学街,所有人看着她的一家人生离死别。


我从小到大问母亲,母亲说一些蒋姐姐家的事,然后摇摇头。除此之外,母亲少有开口,回家她吃过饭后,累得躺在床上,有意无意忽视我的存在。


我是在母亲的葬礼上通过认识她的人,知道好多以前不知道的事。因为她的离开,我的世界地震了,天塌地陷。对于过往,她只讲在灾荒年,人吃树皮、吃野菜,我的三哥跳进江里捞可以吃的菜根,好几次差点丢了性命。她说,五哥为捡粮食仓库下面的缆车缝隙的豆子,腿被缆车压伤,我才五岁,一个人沿着江,往她做苦力的造船厂跑去,当时雨水下起来,越下越大。她看见一个小人儿在雨水中奔来,心里马上就知道,那是自己的小女儿,家里出事了。


母亲这样的讲述很少,尤其是关于她的男人,那些在1949年前后的事,很少讲给我听。


她讲不得,一讲,她最小的女儿,职业就是作家,就会写下来。母亲在担心,当这些事公开之后,会有什么不祥之事发生。我一直在捉摸她内心拒绝的原因,她似乎希望所保守的秘密跟着她一起离开这世上,一起腐烂在泥土里,消散在风中。


1996年,也是写《饥饿的女儿》的最后关头,我回了重庆南岸,住在家里。六号院子拆了,在原址盖了六层白色楼房,我用稿费购了第五层右侧一套公寓,二室一厅,后窗对着中学街,一坡石阶,前窗面向嘉陵江,斜对着一览无余的朝天门码头。那时天天吃母亲做的饭菜,她喜欢菜新鲜,一早就去十一中那边当地农民摆地摊的小街集市,要走二十多分钟路。她每天在那条上坡下坡的路上想的是什么?对她的以往,我们没有好好交谈过。


在这一生中,我有很多后悔,其中一件便是没有给母亲拍照片。我拍女性,直接、角度新鲜,会把内心世界挖出来。我的镜头,从未对着母亲,她略微丰润的嘴唇、潮湿含泪的眼睛,她受尽折磨的头发,她不置可否、暧昧的神情,一张饱受沧桑的脸。


记得有一次,我带着相机回家,我拍将拆的老屋及周边,拍长江南岸边上那些高高低低的房子。


我旧照片的收藏箱里,有三哥拍的我和母亲,是母亲年老的样子。更多母亲的照片,是母亲三十岁,甚至更年轻的样子。好多照片中,她穿旗袍,头发烫了,因为是黑白照片,后来专门请人着色,每张她的样子都好看极了。有一张拍于1950年代,她一身工装,上衣是毛衣,头发别了一枚夹子,没笑,却充满自信。


母亲事先准备了自己的遗像,放得大大的,装了镜框,搁在床前书桌那儿,搭了一块布,记得她去世前,我回重庆看她,帮她清洁家,发现了,问她。


她没有回答我。


那是2006年10月,我当时怀着女儿,从北京到重庆。我赶到时,母亲已落气,我呆在棺材前,看见的就是母亲那张自己放大的照片,当时被人按在地上,我叩头烧香。


我的泪水堵着,我不相信,母亲不见我一面,就离开了。


在重庆处理母亲的丧事好几天,我回到北京,开始写《好儿女花》,每天几乎8个小时以上的工作量,常常忘掉吃东西,那阵子肚子里的女儿因为我的哭泣而踢我,提醒我,妈妈你不能这样,我还在你身体里。因为有女儿,我马上停止,去找吃的,情绪也缓解。


那是我写给母亲的一封长长的信,同时也是给未出世的女儿的,告诉她,外婆是怎样一个人,她的母亲是怎样生活的。


虽然在北京,但闭上眼,我仍可以看见长江水,好像在我为母亲买的长江边的新房里,空空的几个房间,一件家具也没有,我分明看见母亲站在窗前,向我招手。我说,这么大的房间,完全够我们家里所有人搬来一起住了。我再看她时,她已不在了。我走到窗前,下面是滔滔的江水,船在行驶,汽笛呜叫,远远的山峦若隐若现。


一只小蝌蚪在水里游,一只大蝌蚪跟在小蝌蚪身后。她们在宽阔无比的江里,努力游向对岸。小蝌蚪对大蝌蚪说,真好,前一世你是我女儿,这一世你是我母亲!我们俩永远在一起,永远不分离。


我清楚地记得那蝌蚪的声音,和母亲一模一样,她的脸,当然也和母亲相同。


这是整本书稿的结尾,我在电脑上敲完最后一个字,书稿放了差不多两年才出版。


时间过得迅速,三年前,我拍了电影《月光武士》,关于幼年听到母亲讲的蒋姐姐家的事,心里自然想母亲能看它,可是母亲看不到了。打小时,大人欺骗我们孩子,说人走了,是去了天堂或更好的世界;长大一些,谁不知道,人走,如同灯灭,灭了,就是灭了,这个人永远消失了。


我的母亲也是这样的情况,她活,只在我想她时,她活,只在我写她时。因为要在美术馆办个人摄影作品展,我整理照片,关于山水,关于植物花朵,关于人物,关于船和房屋,很多佛像,女儿在敦煌、希腊、意大利、重庆,就是没有母亲的照片,当然没有,她生前,我没有拍她,那是否可以用另一种方式拍她呢?


我坐在安静的屋中沙发上,看着面前的黑色钢琴。突然起身,去衣柜里找到一件厚毛衣,深紫色的高领。多年前我从伦敦回中国看望母亲,应是她的生日,走得急,没有购礼物,在机场一家商店看到这毛衣,决定作为礼物送给母亲。母亲打开,一看,很开心,套在身上,谢我。母亲总是对我很客气。


当时送走她后,我和几个姐姐哥哥嫂子吃了顿饭,然后我们打开母亲屋里几个加锁的箱子,我们找到好些东西,好多以前的照片是多洗了,一般是六份,她有六个孩子,给我们每人一份。


在其中一个箱子里,有这件叠得整齐的紫色厚毛衣。母亲舍不得穿,压箱底了。


我带了这毛衣回北京,因为珍贵,也舍不得穿,压箱底了。


那么也许我可以做点什么?


我把钢琴盖打开,将毛衣在黑白键盘上铺展开。用蓝色塑料手套灌水系好,放在毛衣的袖口里,又找来女儿戴过的一个羽毛面具,放在毛衣领口。


我看着自己做的造型,母亲在那瞬间一下子复活,她的脸隐在羽毛后,身子依在琴键上看着我,举起相机,咔嚓一声,我按快门。


我看照片,是我想的那样:母亲安详,充满爱意看着我,整个照片充满神秘,我可以随心所欲想象母亲的脸——愤怒的脸,快乐的脸,还是爱怜我的脸,一下子穿越到久远的过去。


那是一个深夜。


那个花样年华的姑娘,从忠县乡下抱着嫁妆蚊帐跳窗走山路,奔向县城,她坐船到重庆城,她要改变自己的一生,她在最底舱,竭力看船舱外的夜空,一轮月亮在天空之上,散发着透明的光芒。


那一刻,我有些明白,之所以我成为现在这个人,是因为我有一个那样的母亲,她就是我的镜子,照着我的人生。江水一如以往地流淌,母亲的船靠岸了,我的船仍朝前行驶,抬头看天空,一轮月亮跟着,我想起那个从乡下坐船到重庆城的年轻姑娘,她当年也是这样看天上的月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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