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诺奖北京论坛二十年
我发此长文是为了纪念我原创策划“诺贝尔奖获得者北京论坛”二十周年
2005年，我原创策划了诺贝尔奖获得者北京论坛
经济学诺奖 群星闪耀时
1969-2025
中国亮点外脑智库主席 罗卫国
1969年：拉格纳·弗里希 & 简·丁伯根
这二位是开路先锋，拿了首届诺贝尔经济学奖。挪威人弗里希是个精力旺盛的主，他不仅创造了“计量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这些我们天天挂在嘴边的词，还特别喜欢跨学科琢磨，据说他思考经济问题时的疯狂劲头，和他热爱户外滑雪的冒险精神有一拼。丁伯根呢，原来是学物理的，后来半路出家搞经济，这让他特别擅长用数学公式给经济“拍X光片”。他还有个趣闻，身为经济学家，却非常关注和平与收入分配问题，总想着怎么用模型让世界更公平，心系天下啊。
他们的获奖理由是开创了用动态模型分析经济过程。简单说，就是把经济看成一部精密的机器，他们首创了数学模型来模拟这部机器如何运转、未来会怎样，让经济学从纯粹的哲学思辨走向了科学的实证分析。这就像给政府和企业装上了一副“经济望远镜”，虽然那时候看的还不远，但从此我们决策不再是全凭感觉和猜谜了。
这套方法论的影响深远无比。过去，荷兰政府用它来精准规划本国的水利和农业系统；现在，全球各大央行的利率决策、通胀预测，背后都有这类模型的影子；未来，在应对像全球气候变暖这种复杂系统性问题时，我们依然需要借鉴他们的思想，去建模和推演不同政策对各国、各行业的长期影响。
1970年：保罗·萨缪尔森
这位1970年获奖的萨缪尔森，可是个天才人物。他博士毕业快，学问做得深，还是个炒股高手，据说他的《经济学》教材版税收入和他炒股的收益一样丰厚，真是“知行合一”的典范。他性格鲜明，喜欢辩论，在学术界和媒体上都是活跃分子，他的那句“股票市场预测了过去五次衰退中的九次”，至今还让人会心一笑。
他的获奖成果是将经济科学通过静态和动态理论提升到了新水平。他是“新古典综合派”的集大成者，把数学工具大规模引入经济分析，让理论变得严谨。他提出的“显示性偏好理论”说，看一个人想要什么，别听他说什么，要看他买什么——消费者的选择暴露了他的真实偏好。这对理解市场需求至关重要。
萨缪尔森的理论塑造了二战后全球经济的格局。过去，他的思想是欧美国家制定宏观经济政策的基石；现在，他教科书里阐述的“比较优势理论”依然是中国乃至全球制造业参与国际贸易的根本逻辑；未来，他对公共品和福利经济的论述，将继续指导各国在医疗、教育等关键行业进行资源分配。
1971年：西蒙·库兹涅茨
库兹涅茨是个用数据讲故事的高手，他在1971年获奖。他生于沙俄，后来移民美国，这种跨国的生活经历可能让他对各国经济的差异特别敏感。他做研究非常踏实，据说为了搞清国民收入，他埋首在旧档案和数据里多年，这种“板凳要坐十年冷”的劲头，值得我们现在浮躁的创业者学习。
他的核心贡献是研究了人口结构和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的关系。他通过对历史数据的大规模实证分析，提出了著名的“倒U型曲线”（库兹涅茨曲线），认为在工业化过程中，收入不平等会先扩大后缩小。他还开创性地提出了“国民收入账户”的核算方法，堪称“GDP之父”。
库兹涅茨的发现一直深刻影响着发展经济学。过去，他的曲线为美国等先发国家的工业化进程提供了描述和解释；现在，是中国等新兴经济体在发展中审视自身贫富差距时必然要参考的理论框架；未来，如何让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增长中更好地实现公平分配，避免陷入库兹涅茨警示的陷阱，仍是全球性的核心议题。
1972年：约翰·希克斯 & 肯尼斯·阿罗
1972年的奖颁给了希克斯和阿罗，这两位在一般均衡理论上是扛鼎人物。英国绅士希克斯性格温和，但思想锐利，他的IS-LM模型是在凯恩斯《通论》基础上做的精妙图解，据说凯恩斯本人对这个“同人作品”都表示了认可。美国人阿罗则是个神童，兴趣极广，从数学到社会选择理论再到风险管理，他提出的“阿罗不可能性定理”像个冷静的预言家，告诉我们完美的民主投票在理论上几乎是不可能的。
他们的获奖理由是深化了经济均衡理论和福利理论。希克斯用清晰的模型把凯恩斯晦涩的思想可视化，让政策制定者能“按图索骥”；阿罗则用严密的数学证明，即使在民主社会，也无法通过投票完美地将个人偏好汇集成社会选择，这给理想化的社会规划泼了盆必要的冷水。
他们的理论是现代经济学的空气，无处不在。过去，一般均衡思想是欧美分析市场效率的基石；现在，阿罗的理论提醒着全球各国（包括我们中国）在制定公共政策时，需正视不同群体间的利益冲突，不可能让所有人都满意；未来，在规划全球性的公共资源，如碳排放权分配时，阿罗的洞见依然是设计分配机制必须考虑的前提。
1973年：华西里·列昂惕夫
列昂惕夫在1973年获奖，他是个投入产出分析的大师。——本文选择《中国亮点外脑智库》季刊+2025年秋季+罗卫国主编——他是俄裔美国人，人生经历就很“跨界”。他性格里有种执拗，就喜欢用他的投入产出表来剖析经济，甚至曾毫不客气地批评经济学中滥用数学而缺乏实际观察的现象。他热爱实际调查，据说他桌子上的投入产出表堆得比人都高。
他的获奖成果是发展了投入产出法，并应用于重要经济问题。这种方法就像一张巨大的经济“食谱”，清晰地记录下每个行业生产需要从其他行业“吃进”什么原料，以及自己的产品又“喂给”了谁。更有趣的是，他用自己的方法分析美国贸易数据，发现了“列昂惕夫悖论”：资本充裕的美国却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这挑战了当时的传统理论。
投入产出法已成为全球经济分析的基础工具。过去，它被美国政府用于评估战时经济动员和战后产业调整；现在，从中国的“五年规划”产业布局，到分析全球供应链中断（比如芯片短缺对汽车业的影响）对各国各行业的具体冲击，它都是核心分析方法。
1974年：纲纳·缪达尔 & 哈耶克
这二位在1974年共享殊荣，但思想观点却大相径庭，同台获奖颇有戏剧性。瑞典人缪达尔关注社会公平，他的“循环积累因果”理论说穷会越穷，富会越富，所以他主张政府要积极干预。而奥地利的哈耶克则是自由市场的坚定旗手，他文笔极好，《通往奴役之路》影响深远，他认为过度计划会带来危险。
他们的获奖原因是深入研究了经济、社会和制度的相互依赖。缪达尔从社会学的广阔视角分析经济问题，强调政治、制度等非经济因素；哈耶克则强调市场是一种信息处理机制，价格体系能自发地协调分散的知识，任何中央计划都无法替代。
他们的思想辩论贯穿了整个二十世纪。过去，哈耶克的理念深刻影响了撒切尔夫人和里根的经济政策；而缪达尔的理论则为北欧国家的福利制度提供了支持。现在，对于正在转型中的经济体，如何平衡市场效率（哈耶克）与社会公平（缪达尔），仍是核心挑战。未来，这场关于政府与市场边界的争论，在全球数字经济的发展中仍将持续。
1975年：康托罗维奇 & 库普曼斯
1975年的奖项由苏联的康托罗维奇和美国的库普曼斯共享，这在冷战时期颇具象征意义。康托罗维奇是数学家，他在苏联计划经济的背景下，为了高效完成生产任务而搞出了线性规划，这故事告诉我们，办法都是被“逼”出来的。库普曼斯则是个严肃又无私的学者，他曾把自己一篇重要论文的荣誉主动让给一位年轻同事。
他们的贡献都在于资源最优分配理论。康托罗维奇发明了线性规划，求解“在给定资源下，如何实现产出最大化”。库普曼斯则把这种工具与数理统计、经济增长理论结合，发展出了更完善的资源最优配置理论，尤其是在资本投入与消费增长的关系上见解独到。
他们的优化理论是现代管理和全球物流的基石。过去，它被用于求解苏联的运输调度问题（康托罗维奇）和美国的战时资源分配（库普曼斯）。现在，全球任何一家制造企业（如德国的汽车业、中国的消费电子业）的生产计划、供应链管理和物流优化，都离不开线性规划。未来，在全球能源转型中，如何最优配置风电、光伏等投资，仍需他们的智慧。
1976年：米尔顿·弗里德曼
弗里德曼在1976年获奖，他是货币主义学派和自由市场的旗手。他个头不高，但能量巨大，是位辩论高手和杰出的传播者，他的电视系列片《自由选择》影响了一代人。他有一句广为流传的金句：“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其核心思想是，任何选择都有代价。
他的核心获奖贡献是货币主义理论和永久收入假说。他雄辩地证明“通货膨胀无论何时何地都是一种货币现象”，主张央行应稳定货币供应。永久收入假说则指出，人们的消费取决于其长期稳定的预期收入，而非偶然所得，这改变了对消费和储蓄行为的理解。
弗里德曼的思想深刻改变了全球货币政策。过去，他挑战了当时主流的凯恩斯主义；他的思想直接影响了80年代美联储及全球许多央行控制通胀的实践。现在，虽然纯粹的货币主义已不多提，但他关于通胀的警示和强调央行独立性的思想，已融入各国（包括中国）央行的政策基因。
1977年：贝蒂·俄林 & 詹姆斯·米德
1977年的奖项颁给了国际贸易领域的俄林和国际经济政策领域的米德。瑞典人俄林不仅是学者，还是活跃的政治家，这说明经济学不能脱离现实政治。英国人米德则是一位谦和的绅士，他非常关注经济政策中的道德维度，致力于研究如何实现国内充分就业与国际收支平衡这两个有时相互冲突的目标。
俄林的获奖贡献是要素禀赋理论（H-O模型），指出一国应出口其充裕要素密集型产品。米德的贡献则是建立了评估国际经济政策的理论框架，阐明了要同时实现内部均衡（如充分就业）和外部均衡（国际收支平衡），需要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等多种工具搭配使用。
他们的理论是理解全球化贸易和政策的钥匙。过去，H-O模型解释了战后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贸易格局。现在，它依然是分析中美贸易结构（如中国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基础。而米德的理论，对于当前任何开放经济体（从欧盟到东南亚各国）在制定政策时，如何平衡国内刺激与外部稳定，都具有核心指导价值。
1978年：赫伯特·西蒙
西蒙在1978年获奖，他是个罕见的通才，在计算机科学、心理学和管理学等多个领域都有建树。他特别接地气，认为人不是完全理性的“经济人”，而是“有限理性”的，他有一句名言：“决策不在于最大化，而在于满意化”，意思是人们做选择时，通常是找到一个‘足够好’的方案就停了，而不是没完没了地寻找那个‘最好’的。
他的获奖成果是关于经济组织内的决策过程研究。他提出了“有限理性”和“满意性准则”这两个革命性概念，挑战了传统经济学中完全理性的假设。他认为管理就是决策，而决策受到信息、时间、认知能力等多重限制。
西蒙的思想彻底改变了我们理解组织和管理的方式。过去，他的理论解释了大型企业（如美国通用汽车）为何会存在科层结构和程序化决策。现在，他的“有限理性”概念是行为经济学和金融学的基石，用于分析全球投资者（从华尔街到普通股民）在不确定性下的真实决策行为。未来，在设计人工智能辅助人类决策时，也必须考虑人的有限理性这一前提。
1979年：西奥多·舒尔茨 & 阿瑟·刘易斯
这两位在1979年因对发展经济学的研究而获奖。舒尔茨非常关注农业和人力资本，他有一句名言：“世界上绝大多数人是贫穷的。所以如果我们懂得穷人的经济学，我们就懂得了许多真正重要的经济学。”刘易斯是诺贝尔经济学奖首位黑人得主，他的“二元经济”模型极其简洁而有力，清晰地刻画了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结构。
舒尔茨的核心贡献是强调人力资本投资（教育、健康）是经济增长的关键。刘易斯的贡献则是提出了著名的“二元经济”发展模型，描述了传统农业部门的剩余劳动力如何向现代工业部门转移，从而推动工业化和经济发展。
他们的理论照亮了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道路。过去，刘易斯模型精准描述了欧美国家的工业化历史进程。现在，它被直接用于分析中国过去几十年依靠“人口红利”实现的经济增长奇迹。而舒尔茨的人力资本理论，则指导着全球各国（从美国到印度）将教育投资视为国家长期发展的根本战略。
1980年：劳伦斯·克莱因
克莱因在1980年获奖，他是将经济预测变成一门科学的大佬。他是个实干家，创立的“沃顿模型”在商界和政府间都大受欢迎，趣闻是，他的模型曾成功预测到战后的一次经济衰退，一举成名，这让他的经济预测模型像天气预报一样，开始被大家当真了。
他的获奖理由是开创并发展了宏观计量经济学模型。说白了，他就是用复杂的数学方程，把整个国家的经济，比如消费、投资、进出口等等，都编织成一个巨大的、可以运算的模型。然后，他就能像做实验一样，模拟不同政策（比如减税或加息）可能会带来的经济后果。
这套模型的影响是全球性的。过去，它被美国政府用来评估税收政策变化的影响；现在，从中国的宏观经济预测机构到华尔街的投资银行，都在使用基于他思想构建的模型，来预测GDP、通胀等关键指标，为企业和国家的决策提供参考。
1981年：詹姆斯·托宾
托宾在1981年获奖，他是个心系社会的学者。他有一句流传甚广的妙语：“不要把所有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虽然这话古老，但他用严谨的理论证明了其合理性。他为人正直，关心社会公平，提出的“托宾税”旨在给国际热钱泼点冷水，减少金融动荡，保护各国经济的自主性。
他的核心获奖贡献是资产组合选择理论和分析了金融市场与消费/就业决策的宏观联系。他系统地解释了投资者为何以及如何分散投资，并提出了著名的“托宾Q值”，用来判断企业是应该投资新设备还是直接收购其他公司更划算。
托宾的理论至今是金融界的常识。过去，他的Q值理论深刻影响了美国企业的投资决策；现在，全球任何一家基金管理公司，在为客户配置从美股到A股在内的全球资产时，其分散风险的核心理念就源于托宾。未来，关于是否征收“托宾税”以稳定全球金融的争论，仍会持续。
1982年：乔治·斯蒂格勒
斯蒂格勒在1982年获奖，他是“信息经济学”和“管制经济学”的先驱。他说话风趣，善于用简单的例子揭示深刻的道理。他通过研究发现，许多打着“保护公众”旗号的政府管制，最后反而保护了那些被管制的行业内企业的利益，成了他们阻挡竞争的工具。
他的获奖成果是对产业组织、市场运行以及政府管制原因和影响的开创性研究。他揭示了信息是有成本的，所以同一商品在不同地方价格不同是正常现象。更重要的是，他分析了政府管制的“供给”和“需求”，指出管制常常被特殊利益集团“俘获”。
他的思想推动了全球范围的放松管制。过去，他的研究为美国在航空、运输等行业打破垄断提供了理论支持；现在，他的“管制俘获”理论，是各国（包括中国在改革中）审视和调整对金融、能源等行业的监管政策时，一个极其重要的分析视角。
1983年：杰拉德·德布鲁
德布鲁在1983年获奖，他是用数学重塑经济学的顶级高手。他是个追求极致严谨的学者，他的代表作《价值理论》薄薄一本，但全是精密的数学推导，堪称经济学数理化的典范，据说能完全读懂的人不多，但这并不妨碍它成为经典。
他的获奖贡献是对一般均衡理论进行了严密的重组。他用高深的数学工具，精确地证明了一个自由竞争的市场体系，在理想条件下，是存在一套价格让所有商品的供给和需求同时达到平衡的。这为市场经济的有效性提供了一个坚实的逻辑基础。
德布鲁的工作是当代经济学的理论基石。过去，他让一般均衡理论从一个思想概念变成了一个逻辑严密的数学体系；现在，他的模型思想渗透在几乎所有高级的经济学分析中；未来，任何试图理解或构建复杂市场系统（如数字广告拍卖、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的理论研究，都绕不开他打下的地基。
1984年：理查德·斯通
斯通在1984年获奖，他是国民收入账户体系的主要奠基人。他师从凯恩斯，却把老师的宏观思想变成了可测量的具体数据。他做的是非常基础但又至关重要的工作，就像给整个国民经济编制一张巨大的“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
他的获奖理由是他在国民账户体系的发展中做出了奠基性贡献。他开创性地将会计学的复式记账法引入宏观经济统计，建立了统一标准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SNA），这使得衡量一个国家经济的核心指标——国内生产总值（GDP）——有了科学、统一的核算方法。
他创造的这套核算体系是全球经济对话的共同语言。过去，它让不同国家的经济规模和增速有了可比性；现在，从联合国到各国统计局（包括中国国家统计局），都在使用基于他框架的国民账户体系来核算GDP，这是所有宏观经济分析和决策的绝对基础数据。
1985年：弗兰克·莫迪利安尼
莫迪利安尼在1985年获奖，他提出了两个极其影响深远的理论。他性格开朗，热爱生活，据说喜欢航海，也许在浩瀚大海上的思考，帮助他构建了跨越人生长河的理论。他的“生命周期假说”告诉我们，人们会平滑一生的消费，年轻时要为老了储蓄，老了则消耗壮年的积蓄。
他的核心获奖贡献是储蓄的生命周期假说和公司与资本市场的莫迪利安尼-米勒定理（MM定理）。生命周期假说解释了个人和全社会的储蓄行为模式；MM定理则在理想条件下，揭示了公司价值与其资本结构（负债与权益的比例）无关，这为现代公司金融学奠定了基础。
他的理论精准地刻画了现代人的财务规划和公司的融资决策。过去，生命周期假说解释了欧美国家的总储蓄率变化；现在，它是中国等国家设计养老保险体系、金融机构设计养老理财产品的重要理论依据。而MM定理，至今是全球任何一家投资银行在为企业提供并购、融资服务时必须理解的核心原理。
1986年：小詹姆斯·布坎南
布坎南在1986年获奖，他开创了“公共选择理论”。他把经济学分析“经济人”的方法，用在了分析政治家、官员和选民的行为上。他幽默地揭示了，在政治市场上活动的人，和企业市场上的人一样，也在追求自身利益，这打破了政府是“仁慈专制者”的天真假设。
他的获奖成果是将政治决策的分析与经济理论相结合。公共选择理论的核心在于，它认为没有独立的“公共利益”，只有不同的个人和集团利益，而政治过程就是这些利益通过投票、游说等进行博弈和交换的市场，其结果未必总是符合效率或公平。
他的理论让我们能更清醒地看待政府行为。过去，他的思想为理解西方民主国家的政府扩张、财政赤字等现象提供了新视角；现在，它是分析全球各国（包括中国在治理现代化进程中）的官员行为、政策制定过程以及防止“寻租”腐败的重要分析工具。
1987年：罗伯特·索洛
索洛在1987年获奖，他的经济增长模型影响巨大。他为人谦和，但又敢于直言，曾调侃说“计算机时代无处不在，除了生产率的统计数据”，这就是著名的“索洛悖论”。他的模型简洁优美，把长期经济增长的动力，最终归结到了我们看不见摸不着的“技术进步”上。
他的获奖贡献是提出了索洛经济增长模型，并发展了分析技术进步对增长贡献的方法（“索洛剩余”）。他的模型指出，单纯靠投入资本和劳动力，经济无法持续增长，只有技术进步才是经济长期增长的唯一引擎。
索洛的模型定义了现代增长理论。过去，他的理论解释了为何战后欧洲和日本能实现高速增长（技术追赶）；现在，它明确地告诉我们，无论是美国还是中国，要实现高质量、可持续的发展，最终必须依靠技术创新和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而不是无止境的资源投入。
1988年：莫里斯·阿莱斯
阿莱斯在1988年获奖，他是第一位获此殊荣的法国人。他是个特立独行的天才，不仅在经济学，在物理学史研究上也花了大量精力。他提出了著名的“阿莱悖论”，用实验挑战了当时公认的期望效用理论，揭示了人们在风险决策中会出现系统性的不一致，这可以说是行为经济学的早期先驱。
他的获奖理由是市场理论和资源有效利用方面做出了开创性贡献。他进一步发展了一般均衡理论，提出了“多市场经济模型”，更精细地描述了市场达到均衡的过程。他还深入研究了资本、货币与风险理论，对经济决策的基础进行了深刻反思。
他的思想，尤其是对风险决策的洞察，影响深远。过去，他的悖论动摇了新古典经济学的理性决策基石；现在，他的思想直接启发了行为经济学和行为金融学的发展，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全球投资者在股市中的真实决策行为，以及如何设计更“人性化”的养老金投资选择方案。
1989年：特里夫·哈维默
这位1989年获奖的挪威经济学家哈维默，是位幕后英雄。他性格谦和，但思想极具革命性，他就像给经济学这门学科加固了地基，让后续的“高楼大厦”——各种经济模型得以稳固建立。他有一句深刻的洞见：“经济理论中的数量规律，实质上都是概率规律。” 这提醒我们，经济世界里没有百分之百的确定。
他的获奖理由是开创性地将概率论引入计量经济学，奠定了现代经济研究的数学基础。在他之前，经济模型的误差更像是个讨厌的“捣蛋鬼”；而哈维默则把它请进门，当作一个正经的“随机变量”来研究，这让经济预测从“大概可能”走向了“统计显著”，极大地提升了经济学研究的科学性和严谨性。
他的这套方法论，是当代实证分析的基石。过去，它为欧美政府评估政策效果提供了可靠工具；现在，全球任何一家金融机构（从华尔街投行到中国的券商研究所）在构建量化交易模型、进行风险分析时，骨子里都流淌着哈维默的思想；未来，在大数据时代处理海量非结构化信息，其底层逻辑依然需要他奠定的概率论基础。
1990年：哈里·马科维茨、默顿·米勒和威廉·夏普
1990年的奖项颁给了金融学“三剑客”，他们让投资从一门艺术变成了一门科学。马科维茨是组合理论的创始人，趣闻是，他当年博士论文答辩时，有大师质疑说“没人会按你这套数学公式去投资”，结果后来他不仅得了诺奖，还成了量化基金的先驱。米勒是公司金融的大师，他与莫迪利亚尼共创的MM定理简洁而深刻。夏普则是个简化大师，他把马科维茨的复杂模型，提炼成一个连基金经理都能快速上手的CAPM模型和夏普比率。
他们的核心贡献是构建了现代金融分析的基础框架。马科维茨告诉我们“不要把所有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的数学原理；米勒阐述了在理想条件下，公司价值与资本结构无关；夏普则给出了衡量风险与收益关系的标尺（CAPM）和计算性价比的指标（夏普比率）。他们三位，共同为现代金融市场提供了导航仪。
他们的理论是全球金融市场的通用语言。过去，马科维茨的理论直接催生了美国指数基金的诞生；现在，从美国的对冲基金到中国的公募基金，资产配置、绩效考核和风险管理的核心逻辑都源于他们；未来，随着全球资产管理规模持续扩大，他们开创的定量分析传统只会愈加重要。
1991年：罗纳德·科斯
科斯在1991年获奖，他是个思想极其深刻而简洁的英国老头。他一生著述不多，但两篇论文就足以改变世界。他幽默地指出：“如果你把一堆假设弄得足够复杂，你就能用它们证明任何你想证明的结论。” 他的“科斯定理”听起来像句大白话：只要产权清晰、交易成本为零，市场自己就能搞定一切。
他的获奖贡献是揭示了交易成本与产权在经济组织中的核心作用。他回答了两个根本问题：企业为什么存在？（为了节约市场交易成本）。法律为何重要？（清晰的产权界定是市场交易的前提）。他的思想直接开创了“新制度经济学”，把经济学家的注意力从纯市场运行引向了支撑市场的制度基础。
科斯的思想具有普世价值。过去，他的理论为美国80年代的放松管制运动提供了思想弹药；现在，它是中国推进产权改革（如农村土地确权）、优化营商环境（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的重要理论参考；未来，在规划全球性的数字产权、碳排放权交易等复杂市场时，“科斯定理”仍是设计交易机制的首要出发点。
1992年：加里·贝克尔
贝克尔在1992年获奖，他是个“经济学帝国主义者”，主张用经济学的灯照亮所有人类行为。他研究的话题五花八门，包括歧视、犯罪、家庭和婚姻。他有一句名言：“看待生活的角度，全部归根结底源于经济学。” 他甚至在教育孩子时，也会用“激励”和“成本”来分析他们的行为，可谓将经济学融入了血脉。
他的获奖成果是将微观经济分析扩展到广泛的社会领域。他用成本-收益框架分析了种族歧视（歧视者也要付出代价）、犯罪行为（犯罪是权衡风险与收益后的“职业选择”），并系统性地提出了人力资本理论，指出教育和健康是最重要的投资。
他的分析框架极大地改变了公共政策。过去，他的犯罪经济学研究影响了美国警务和司法政策的改革；现在，他的人力资本理论是全球各国（从美国到新加坡）将教育视为国家战略投资的理论基石；未来，在分析人口结构变化、健康投资回报等长期问题时，贝克尔的理论依然是最犀利的工具。
1993年：罗伯特·福格尔和道格拉斯·诺斯
1993年，两位经济史学家共享殊荣，他们用数据和理论“复活”了历史。福格尔喜欢用“反事实假设”，比如问“如果没有铁路，美国经济会怎样？”他用复杂的计算得出了惊人结论：铁路的作用被高估了！诺斯则专注于制度，他有一句名言：“制度无所不在，但我们对制度的理解却少得可怜。”
他们的获奖理由是运用经济理论和量化方法革新了经济史研究。福格尔用计量方法重新审视了奴隶制（发现它在当时是有效率的）和铁路的影响；诺斯则雄辩地论证了“制度”而非技术，才是长期经济增长的终极原因，好的制度能激励创新，降低交易成本。
他们的研究对发展中国家有镜鉴意义。过去，诺斯的理论解释了为什么一些国家（如拉美）资源丰富却陷入停滞；现在，它深刻启示着中国等转型国家，理解到体制改革和产权保护是持续增长的深层动力；未来，任何国家若想实现长期繁荣，都必须致力于构建一个包容性的制度框架。
1994年：约翰·纳什、约翰·海萨尼和莱茵哈德·泽尔腾
1994年的奖颁给了博弈论“三杰”，他们的故事比电影还精彩。纳什的天才与癫狂，通过《美丽心灵》已为人所知；海萨尼是匈牙利幸存者，历尽艰辛抵达美国；泽尔腾则致力于让博弈论的预测更“完美”。纳什的“均衡”概念告诉我们，在互动中，每个人的最优选择取决于他人的选择。
他们的获奖贡献是对非合作博弈论的开拓性发展。纳什提出了基石性的“纳什均衡”；海萨尼解决了“信息不对称”难题，告诉我们如何在不完全了解对手时做决策；泽尔腾则进一步精炼了纳什均衡，排除了那些不合理的“空洞威胁”。
博弈论已成为分析竞争与合作的标准语言。过去，它主导了冷战时期的核威慑战略；现在，从中国的电商价格战到全球巨头的专利竞赛，商业策略的制定都离不开博弈论思维；未来，在应对全球气候变化谈判等多边协调难题时，博弈论仍是分析各方策略的核心工具。
1995年：小罗伯特·卢卡斯
卢卡斯在1995年获奖，他是理性预期学派的领袖，以批判凯恩斯主义政策而闻名。他性格自信，甚至有些“嚣张”，曾说过：“一旦人们开始思考（理性预期），你就无法再让他们停止。” 他的“卢卡斯批判”像一盆冷水，泼向那些试图用传统模型微调经济的政策制定者。
他的核心获奖贡献是发展和应用了理性预期假说。他认为，公众是聪明的，他们会预测到政府的政策并提前采取行动，从而导致政策失效。因此，试图用通货膨胀来换取长期就业增长的菲利普斯曲线是站不住脚的。
他的思想彻底改变了宏观经济政策的制定哲学。过去，它解释了上世纪70年代欧美国家的“滞胀”困境；现在，它迫使全球各大央行（包括中国人民银行）必须高度重视管理市场预期，政策的透明度和可信度变得至关重要；未来，任何试图干预经济的政策，如果不考虑公众的理性反应，都难以达到预期效果。
1996年：詹姆斯·莫里斯和威廉·维克里
1996年的奖项授予了在信息不对称领域做出奠基贡献的两位学者。维克里是个淡泊名利的学者，在得知获奖三天后不幸去世。莫里斯则温文尔雅，他将复杂的激励理论变得严谨而优美。他们的研究核心是：当“买的不如卖的精”时，市场机制该如何设计？
他们的获奖理由是奠定了信息不对称下激励理论的基础。维克里研究了拍卖机制，提出了“维克里拍卖法”；莫里斯则深入研究了最优所得税方案和道德风险问题，告诉我们如何设计合同，让拥有信息优势的一方（如经理人）愿意说真话、愿意努力。
他们的理论是现代契约设计的灵魂。过去，维克里的拍卖理论指导了美国的国债发行和电信频谱拍卖；现在，从中国的土地拍卖到全球的在线广告竞价（如谷歌），其机制设计都源于此。而莫里斯的理论，则是设计高管股权激励、解决企业“委托-代理”问题的核心依据。
1997年：罗伯特·默顿和迈伦·斯科尔斯
1997年，默顿和斯科尔斯因期权定价模型获奖，他们是金融工程学的“巫师”。斯科尔斯性格活跃，积极参与商业实践，曾是著名对冲基金LTCM的合伙人。默顿则更像一位理论大师，是萨缪尔森的得意门生。他们的布莱克-斯科尔斯-默顿模型，就像给金融衍生品找到了“定价之锚”。
他们的获奖贡献是提出了衍生品定价的新方法。他们用一个优雅的公式，解决了期权等金融衍生品的合理定价问题，这使得金融衍生品市场得以爆炸式增长，也让风险管理有了精确的量化工具。
他们的公式是华尔街和全球金融市场的基石。过去，它直接催生了芝加哥期权交易所的繁荣；现在，全球任何一家投资银行、期货公司在为期权等复杂衍生品定价时，都必须使用他们的模型或在其基础上进行修正；未来，尽管模型有局限，但它开创的金融创新和风险量化管理的思想，已深植于全球金融业。
1998年：阿玛蒂亚·森
森在1998年获奖，他是第一位获此殊荣的亚洲人，被誉为“经济学界的良心”。他始终关注贫困、饥荒和社会公平。他有一句动人的话：“饥饿是指一些人没有足够的食物，而不是指没有足够的食物。” 他强调人的“可行能力”，发展不仅仅是GDP增长，更是人的自由的扩展。
他的获奖成果是对福利经济学和社会选择理论的重大贡献。他拓展了“公平”和“发展”的定义，指出自由本身就是发展的目的和手段。他对饥荒的研究表明，其根源往往不是粮食短缺，而是贫困人口“获取”粮食的权利被剥夺。
他的思想深刻影响了人类发展观。过去，他的理论启动了联合国的人类发展指数（HDI），取代了单一的GDP指标；现在，它是中国推行“精准扶贫”、强调“共同富裕”和“以人为本”发展理念的重要学理支持；未来，在全球应对不平等、促进包容性发展时，森的思想将提供更丰富的价值坐标。
1999年：罗伯特·蒙代尔
这位1999年获奖的“欧元之父”蒙代尔，是个特立独行的加拿大人。他行为不羁，据说曾穿着袜子接受电视采访，但思想却极具前瞻性和建构性。他提出的“最优货币区理论”，为欧元区的诞生描绘了蓝图，尽管他晚年也对欧元的缺陷提出了批评。
他的获奖贡献是对不同汇率制度下的货币财政政策以及最优货币区分析。他与弗莱明共同建立的蒙代尔-弗莱明模型，是理解开放经济下政策效应的核心工具。而他关于最优货币区的构想，直接催生了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货币实验——欧元。
他的理论是理解全球经济宏观联系和区域一体化的钥匙。过去，他的模型是分析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后国际金融动荡的框架；现在，它帮助我们理解中美贸易摩擦中的汇率和政策问题；未来，如果东亚或其他地区希望推进货币合作，蒙代尔的理论将是必经的出发点。
2000年：詹姆斯·赫克曼和丹尼尔·麦克法登
2000年的奖项颁给了微观计量经济学两位大师。赫克曼关注“选择性偏差”，比如你研究教育回报，就不能只比较上过大学和没上过大学的人，因为这些人本身可能就存在差异。麦克法登则擅长分析“离散选择”，比如一个人选择坐公交、地铁还是开车。
他们的获奖贡献是发展了广泛应用于个体和家庭行为分析的计量方法。赫克曼提出了纠正选择性偏差的“赫克曼矫正法”；麦克法登则发展了分析离散选择的“条件Logit模型”。他们提供了从微观数据中挖掘因果关系的“显微镜”和“手术刀”。
他们的方法已成为实证研究的标准配置。过去，赫克曼的方法被用于准确评估美国职业培训项目的真实效果；现在，从评估中国“新农合”医保政策的效果，到滴滴公司分析用户出行选择偏好，他们的方法论都在发挥着关键作用；未来，在大数据时代分析消费者行为、进行精准政策评估，他们的工具不可或缺。
2001年：阿克洛夫、斯彭斯和斯蒂格利茨
2001年，三位美国经济学家因对“信息不对称”市场的研究共享殊荣。阿克洛夫用“柠檬市场”（次品市场）模型揭示了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斯彭斯提出“信号传递”，解释了高学历为何是求职时的有效信号；斯蒂格利茨则研究了“信息甄别”，比如保险公司如何设计不同合同来筛选客户。
他们的获奖贡献是奠定了信息经济学的核心。他们系统地分析了当买卖双方信息不一时，市场会如何失灵，以及如何通过信号、契约和制度设计来部分解决这些问题。他们让我们认识到，现实市场远非教科书里的完美竞争。
他们的理论解释了无数现实商业困境。过去，阿克洛夫的理论解释了美国二手车市场的乱象；现在，斯彭斯的“信号理论”是理解中国教育内卷和企业招聘逻辑的关键；而斯蒂格利茨的理论，则指导着全球金融业的信贷配给和保险产品设计，对如何监管充满信息不对称的金融市场提供了深刻洞见。
2002年：丹尼尔·卡尼曼和弗农·史密斯
2002年奖项颇具颠覆性，颁给了心理学家卡尼曼和实验经济学家史密斯。卡尼曼挑战了“理性人”假设，他发现人在决策时依赖直觉，存在各种心理偏差。史密斯则把实验室搬进了经济学，用可控实验来检验经济理论。
他们的获奖贡献是开创了行为经济学和实验经济学。卡尼曼与特沃斯基提出的“前景理论”指出，人们面对损失和收益的风险态度截然不同。史密斯则建立了一套标准的经济实验方法，让经济学像自然科学一样可以在实验室里被反复验证。
他们的研究正在重塑商业和政策设计。过去，卡尼曼的理论解释了全球股市中的各种非理性泡沫和暴跌；现在，“助推”理论被英美政府和中国的一些公共政策（如养老金默认选项）所采用，引导人们做出更优选择。史密斯的实验方法，则被全球互联网公司（如阿里、亚马逊）用于进行A/B测试，优化产品设计和营销策略。
2003年：罗伯特·恩格尔和克莱夫·格兰杰
2003年，恩格尔和格兰杰因对时间序列分析的贡献获奖。恩格尔关注“波动性”，他发现金融数据的波动是扎堆的——平静时长期平静，动荡时连续动荡。格兰杰则关注“协整”，他发现有些看似不稳定的经济变量（如油价和通胀），长期看却存在稳定关系。
他们的获奖成果是发展了分析经济时间序列的新方法。恩格尔提出了ARCH模型来刻画这种时变波动性，让金融风险管理能更准确地度量风险。格兰杰的“协整”理论则让经济学家能从看似杂乱的数据中，找到变量间可靠的长期均衡关系。
他们的模型是金融预测和宏观分析的利器。过去，恩格尔的模型被华尔街广泛用于预测股市风险（波动率）；现在，它是中国金融机构计算在险价值（VaR）的核心工具。格兰杰的理论，则被用于分析中美经济之间的长期联动关系，以及中国房价与居民收入等宏观变量的内在联系。
2004年：基德兰德和普雷斯科特
这两位2004年获奖的学者是黄金搭档。他们提出了“时间一致性难题”：如果政府政策可以朝令夕改，那么它的承诺就没人相信。他们还创立了“真实经济周期理论”，认为技术冲击等真实因素，而非货币因素，才是经济周期的首要驱动力。
他们的获奖贡献是深化了我们对经济政策和经济周期驱动力的理解。“时间一致性”理论指出，按规则行事的政策比相机抉择更可信、更有效。“真实经济周期理论”则强调供给面冲击的重要性，将宏观经济学与微观基础更紧密地结合。
他们的思想影响了央行的行为模式。过去，“时间一致性”理论坚定了美联储等央行控制通胀的决心，并推动了“通货膨胀目标制”的流行；现在，它提醒着所有国家的政策制定者，包括中国，政策的可信度和稳定性至关重要。他们的周期理论也为理解全球供应链冲击对经济的影响提供了框架。
2005年：罗伯特·奥曼和托马斯·谢林
2005年，博弈论再次折桂，获奖的是奥曼和谢林。奥曼是数学博弈论大师，研究了长期互动中的合作如何产生。谢林则更贴近现实，他的《冲突的战略》是经典，他用博弈论分析种族隔离、核威慑等重大问题，思想深刻又接地气。
他们的获奖贡献是通过博弈论分析增进了我们对冲突与合作的理解。奥曼用严密的数学论证了重复博弈如何促成合作；谢林则提出了“聚点”、“承诺”等概念，解释了在谈判和冲突中，一些看似非理性的行为（如破釜沉舟）为何能带来战略优势。
他们的智慧适用于从商业到国际关系的广泛领域。过去，谢林的理论深刻影响了冷战时期的美苏战略博弈；现在，奥曼的重复博弈理论解释了商业社会中“信誉”为何是无形资产；而谢林的“聚点”概念，则可以帮助理解商业谈判中为何大家会自然趋向于某个特定方案。
2006年 · 埃德蒙·费尔普斯
2006年，73岁的埃德蒙·费尔普斯终于等来了诺贝尔奖，堪称学术界的“大器晚成”。他一生都在和通货膨胀与失业的关系“较劲”，成功给著名的菲利普斯曲线打上了“预期”的补丁。他有一句充满智慧的话，点透了商业的本质：“经济繁荣的真谛，不在于我们已经掌握了多少知识，而在于我们探索未知的机会有多少。”这正是企业家精神的最佳注脚。
他的获奖理由是深化了我们对宏观经济政策长期影响的认知。他指出，公众是有预期的聪明人，会预判政策的预判。因此，想通过放水制造通胀来换取长期就业，纯属饮鸩止渴。他的“附加预期菲利普斯曲线”和经济增长“黄金律”，为政策制定提供了更长远、更可持续的视角。
这套理论彻底改变了全球央行的行为模式。过去，它解释了欧美“滞胀”的根源；现在，它要求包括中国央行在内的各国货币政策必须保持透明和稳定，以管理市场预期。这对各位企业家的启示就是：必须在稳定的政策预期下，做长远规划，而非追逐短期政策红利。
2007年 · 机制设计三巨头（赫维奇、马斯金、迈尔森）
2007年的奖项颁给了机制设计理论的“三代同堂”：90岁的开创者赫维奇（最年长的诺奖得主）、他的学生马斯金、以及马斯金的学生迈尔森。赫维奇有个绝妙的比喻，道破了机制设计的精髓：“我们不是要教猪唱歌，而是设计一个让猪愿意唱歌的机制。”这话糙理不糙，说的就是如何通过规则设计，让自私的个体在追求自身利益时，自动实现集体目标。
他们的获奖理由是创立并发展了机制设计理论。这套理论就像一本“社会游戏编程手册”，专门研究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如何设计拍卖、匹配、监管等规则，才能达到最高效率和社会公平。从税收制度到选举规则，其应用无所不包。
如今最火的平台经济，本质就是机制设计的完美试验场。淘宝连接买卖双方，滴滴匹配司机乘客，其背后的核心算法都源于此。未来，在数据要素市场、碳排放权交易等复杂市场的建设中，这套理论将是不可或缺的底层逻辑。
2008年 · 保罗·克鲁格曼
2008年获奖的保罗·克鲁格曼，可能是最“出圈”的经济学家，他作为《纽约时报》专栏作家，以文笔犀利、骂遍美国两党而闻名。他曾在1996年神准预测了亚洲金融危机，因此他自嘲道：“经济学家的唯一功用，或许就是为占星师提供就业。”他的获奖，恰逢全球金融危机，时机巧得像一场行为艺术。
他的核心贡献是“新贸易理论”和“新经济地理学”。他告诉我们，即使两个发达国家一模一样，规模经济本身就能驱动贸易；而企业和产业会像滚雪球一样在特定区域聚集，形成强大的产业集群，这背后有深刻的经济逻辑。
这套理论完美解释了中国何以成为“世界工厂”。过去四十年，中国凭借规模效应融入全球贸易；现在，长三角、珠三角的产业集群就是活生生的案例。未来中国各地的产业升级与区域经济规划，依然需要从克鲁格曼的思想中汲取智慧。
2009年 · 奥斯特罗姆 & 威廉姆森
2009年的奖项颇具突破性，奥斯特罗姆成为首位获奖的女性经济学家。她专门研究“一群人如何管好大家的东西”，并发现瑞士牧民自发管理草场的效率，比政府插手还高。威廉姆森则专注于企业，研究“什么活该自己干，什么活该外包”。
奥斯特罗姆证明了在政府与市场之外，还存在社区自治这“第三条路”；威廉姆森则用“交易成本”这把刀，清晰地划定了企业的边界。两人从不同角度回答了同一个核心问题：什么样的组织方式最有效？
如今火热的平台治理、社群运营，本质都在实践奥斯特罗姆的自治理论。而企业的每一个外包决策、并购重组，每天都在用威廉姆森的交易成本理论。把握不好企业边界，要么错失机遇，要么被撑死。
2010年 · 戴蒙德、莫滕森、皮萨里德斯
2010年，这三位经济学家关注的是所有老板和求职者都头疼的“摩擦”：为什么总是一边招不到人，一边有人找不到工作？他们建立的DMP模型，就是给这个“就业堰塞湖”开出的诊断书。
他们的获奖理由是深刻分析了存在“搜寻摩擦”的市场。他们发现，失业并不全是经济不好，很多时候是市场匹配效率太低。求职和招聘都有成本，双方对工资的预期也不一致，这就导致了“摩擦性失业”。
现在各大招聘平台都在用他们的理论优化匹配算法。未来，随着灵活用工兴起，如何降低雇佣双方的搜寻与匹配成本，将成为人力资源行业和每一家求贤若渴的企业的核心竞争力。
2011年 · 萨金特 & 西姆斯
2011年获奖的萨金特和西姆斯，是宏观计量领域的“绝代双骄”。萨金特是理论大师，擅长用数学模型推演政策；西姆斯是计量高手，他发明的VAR模型像一套“宏观经济CT扫描仪”。他们把宏观经济学从“大概可能”推进到了“有数有据”的时代。
萨金特证明了在理性预期下，已被预料到的政策基本无效；西姆斯则提供了一套强大工具，能清晰地模拟出一次加息如何一步步影响GDP和通胀。他们的方法论革命，让政策评估变得更加科学。
现在，从美联储到中国人民银行的宏观预测和政策制定，都深度依赖他们的模型与方法。对企业而言，理解其核心思想——不要只看数据相关性，要洞察背后的因果链——是做出科学战略决策的关键。
2012年 · 罗斯 & 沙普利
2012年，博弈论大师沙普利和他的理论实践者罗斯共同获奖。沙普利是二战老兵，曾在中国服役；罗斯则是将数学理论变成救人命系统的天才，他们设计的肾脏匹配系统让无数患者重获新生。
他们的获奖贡献是“稳定匹配理论与市场设计实践”。他们的核心思想是：当价格机制失灵时（比如你不能为入学名额或肾脏竞价），可以通过精巧的算法实现最稳定、最高效的匹配，让参与者都不想再折腾。
他们的智慧正在优化社会的关键资源配置。从美国住院医生的分配，到中国一些城市的公立学校派位，其底层逻辑都源于此。未来，在器官捐献、人才与岗位匹配等更多无法用金钱交易的领域，他们的理论将愈发重要。
2013年 · 法玛、汉森、席勒
2013年的一幕非常有趣：法玛和席勒，观点截然相反的两个人同台获奖。法玛说市场是“有效”的，价格反映一切；席勒说市场是“非理性”的，充满泡沫。汉森则提供了评判他们谁对谁错的高级统计工具。这恰恰说明了市场的复杂性。
法玛的“有效市场假说”是现代金融学的基石；席勒的“行为金融学”则揭示了心理如何驱动市场波动；汉森的“广义矩估计”为检验这些理论提供了更强大的计量武器。他们三人共同描绘了现代金融市场的全貌。
聪明的投资者都在两者之间找平衡：长期要相信市场有效，做价值投资；短期要警惕行为偏差，抓住市场犯错的机会。这种平衡智慧，对咱们做企业投资和市值管理同样至关重要。
2014年 · 让·梯若尔
2014年独享奖项的法国经济学家梯若尔，是位全能型的学术“大神”。他整合了博弈论和产业组织理论，专门研究如何对付那些“大到不能倒”的垄断巨头，被誉为“驯服巨头的智者”。
他的获奖贡献是对市场力量与规制的研究。他为政府设计了一套完整的“游戏规则”，旨在监管电信、金融等垄断行业，既能激励企业创新、降低成本，又能防止它们滥用市场地位损害消费者利益。
现在全球的反垄断和平台经济监管，都在实践他的理论。中国在对科技巨头、能源、金融等关键行业的规制设计中，也能看到梯若尔思想的影子，这要求企业在做大做强的同时，必须将合规与社会责任纳入核心战略。
2015年 · 安格斯·迪顿
2015年获奖的迪顿，将经济学家的目光牢牢锁定在“人”的福祉上。他关注消费、贫困与福利，并改造了贫困的测量方法。他有一句深刻的洞见：“我们要测量的不是钱，而是人的生活。”
他的获奖贡献是在消费、贫困和福利方面的研究。他通过改进需求分析模型，更精细地研究家庭消费行为。他挑战了世界银行的贫困线标准，推动全球更科学地定义和测量贫困，让扶贫资源能更精准地投放。
现在中国的“精准扶贫”与“乡村振兴”战略，其背后的方法论就深受迪顿影响。对企业而言，理解他的思想——即真正的需求是人的福祉，而非表面的消费数字——是开拓市场、履行社会责任的关键。
2016年 · 哈特 & 霍尔姆斯特伦
2016年，契约理论大师哈特和霍尔姆斯特伦分享了奖项。哈特研究“不完全契约”——合同没法预见所有情况，此时剩余控制权归谁至关重要；霍尔姆斯特伦则研究“激励契约”——如何设计薪酬，让员工和企业利益一致。
哈特的理论划清了企业的边界，解释了并购中控制权的价值；霍尔姆斯特伦的理论则奠定了现代股权激励和绩效考核的基础。两个人的理论合在一起，就是一本完整的公司治理教科书。
现在企业广泛使用的股权激励、业绩对赌、并购重组等，都是他们理论的直接应用。处理好契约与激励问题，是企业降低内耗、提升效率的根基。
2017年 · 理查德·塞勒
2017年获奖的塞勒，是个可爱的“老顽童”，他把心理学重新拽回了经济学。他提出了“心理账户”（比如辛苦赚的钱和彩票赢的钱，你花起来感觉不一样）和“禀赋效应”（你更珍惜已经拥有的东西）。他甚至在电影《大空头》里客串，用赌场例子解释金融术语。
他的获奖贡献是开创了行为经济学。他证明了人并非完全理性，存在各种决策偏差，并据此提出了“助推”理论——通过巧妙的设计，在不剥夺人们选择自由的前提下，引导他们做出更优的决策。
他的“助推”理论正在全球掀起一场静悄悄的革命。从英美政府的政策设计，到中国养老金默认投资选项的设置，再到各大互联网公司的产品与营销策略，都在广泛应用他的思想。
2018年 · 诺德豪斯 & 罗默
2018年的奖项颁给了研究长期增长的两位大师。诺德豪斯关注增长的“边界”，他将气候变化纳入经济模型，是“绿色GDP”的奠基人。罗默则关注增长的“引擎”，他创立内生增长理论，指出知识和创新是经济不竭的动力。
诺德豪斯设计了综合评估模型，为应对气候变化提供了成本效益分析的标尺；罗默则论证了好的制度和政策（如教育、专利保护）能激励知识生产，从而驱动持续增长。两人共同描绘了可持续发展的蓝图。
诺德豪斯的模型是全球气候谈判和“双碳”战略的核心依据；罗默的理论则明确指出，无论是美国硅谷还是中国深圳，其成功都源于创造了能激发创新的制度环境。对企业而言，拥抱绿色创新才是长远之道。
2019年 · 班纳吉、迪弗洛、克雷默
2019年，这三位发展经济学家获奖，他们像医学家一样，在非洲、印度的贫困地区开展“随机对照试验”，将扶贫措施置于科学的显微镜下。班纳吉和迪弗洛还是学术夫妻档，共同创立了著名的贫困行动实验室。
他们的获奖贡献是将实验方法引入发展经济学，开创了“基于证据的扶贫”。他们通过精细的田野实验，检验了哪些措施真有效（如发放驱虫药能显著提高儿童入学率），哪些是无效的，让全球减贫事业从凭感觉转向讲科学。
他们的研究成果已转化为惠及数亿人的具体政策，如全球学童免费驱虫计划。他们的方法论也为中国的“精准扶贫”提供了重要启示，即政策必须精准到户、效果必须可衡量。
2020年 · 米尔格罗姆 & 威尔逊
2020年，斯坦福大学的师徒米尔格罗姆和威尔逊因拍卖理论获奖。威尔逊是理论奠基人，米尔格罗姆则是实战派高手，他们最著名的手笔，就是为美国政府设计了无线电频谱拍卖，为国家带来了巨额收入。
他们的获奖理由是“改进拍卖理论并发明新拍卖形式”。他们不仅从理论上揭示了不同拍卖形式的优劣，更设计了“同步多轮拍卖”等新形式，极大地提高了像频谱这样复杂资产的配置效率。
他们设计的拍卖模式已成为全球数十个国家拍卖频谱、矿权等公共资源的标准。这对于中国在5G时代更高效地配置频谱资源，以及企业在参与此类竞拍时制定策略，具有直接的指导意义。
2021年 · 卡德、安格里斯特、因本斯
2021年的奖项颁给了三位“因果关系侦探”。卡德用自然实验证明了提高最低工资未必导致失业，颠覆了传统认知。安格里斯特曾痴迷中国功夫，他用方法证明多读一年书未来收入能增加9%。因本斯则提供了更严谨的统计工具来确保结论可靠。
他们的获奖贡献是提供了分析因果关系的革命性方法论。他们利用“自然实验”（如政策在A地执行而B地不执行），让人们能够像在实验室里一样，在复杂的社会经济现象中识别出真正的因果关系。
现在，从评估一项公司新政的效果，到衡量一次广告投放的真实收益，他们的“因果推断”方法已成为企业进行科学决策和效果评估的黄金标准。谷歌、亚马逊等巨头都在内部广泛应用。
2022年 · 伯南克、戴蒙德、迪布维格
2022年的奖项在金融危机阴影下颁给了三位银行与金融风险专家。前美联储主席伯南克以其对“大萧条”的深入研究而闻名，他从学术家成功转型为危机中的掌舵者。
他们的获奖理由是深刻分析了银行在金融危机中的核心作用，并提出了著名的“Diamond-Dybvig银行挤兑模型”。他们阐明了银行如何通过期限转换（借短贷长）来服务经济，但这种模式本身内在的脆弱性使其容易因恐慌而发生挤兑。
他们的理论是现代金融监管的基石。全球范围内的存款保险制度、央行“最后贷款人”角色等防范金融风险的机制，都深受其影响。理解了他们的理论，企业家才能更深刻地洞察宏观金融风险，守护好企业的资金安全。
2023年 · 克劳迪娅·戈尔丁
2023年，戈尔丁教授独享殊荣，她是哈佛大学第一位女性终身教授。她像一位历史侦探，通过两百年的数据，揭示了女性在职场中“同工不同酬”现象的深层原因，不仅仅是歧视，更包括职业中断和柔性壁垒。
她的获奖贡献是增进了我们对女性劳动力市场结果的理解。她发现，避孕药的普及、白领岗位扩张等为女性打开了机会之门，但“贪婪的工作”文化（要求随时待命）和育儿的压力，使得女性在收入上难以追上男性。
她的研究正在全球范围内推动工作制度的变革。对企业而言，创造更灵活、更包容的工作环境，帮助员工（尤其是女性）平衡家庭与事业，不再是社会责任，而是吸引和保留顶尖人才的核心竞争力。
2024年 · 阿西莫格鲁、约翰逊、罗宾逊
2024年的奖项授予了这三位制度经济学大师（合称AJR）。他们最核心的发现是：国家贫富差距的根源，主要不是地理或文化，而是“制度”。包容性制度激励创造，汲取性制度则鼓励掠夺。
他们的获奖理由是对“制度如何形成并影响繁荣”的奠基性研究。他们通过历史比较研究（如对比北美和南美不同的殖民历史）雄辩地证明，包容性的经济和政治制度是长期繁荣的基石。
他们的思想为全球发展实践提供了明灯。它启示所有国家，包括正在深化改革的中国，持续优化制度环境、保护产权、鼓励创新，才是通向繁荣的必经之路。好的制度，是企业敢于长期投资的最好定心丸。
2025年 · 莫基尔、阿吉翁、豪伊特
2025年的前瞻性奖项，颁给了三位探索经济增长终极动力的学者。莫基尔从历史长卷中寻找答案，而阿吉翁和豪伊特则用数学模型刻画了“创造性破坏”这一资本主义最核心的动态过程。
他们的贡献在于共同阐释了“创新驱动型经济增长”。莫基尔揭示了技术、文化与制度如何互动，为持续增长创造条件；阿吉翁和豪伊特则用“熊彼特式”的增长模型证明，新知识会淘汰旧技术，经济正是在这种不断的自我颠覆中前进。
他们的理论组合为新时代的经济政策提供了框架。它提醒各国，包括正在全力推进科技自立自强的中国，经济增长不仅仅依赖技术创新本身，更依赖于培育创新的环境和机制——教育、基础科研以及鼓励试错的制度文化。
——罗卫国，2025年10月14日于荆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