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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高质量的董事长持续提供《新利益》思想
探索新时代企业“创新、赢利、公益”之路
罗卫国（北京）咨询有限公司罗卫国主编
《中国亮点外脑智库》文章总编号【090】
廖建文
“商业生态圈“战略
商业关系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发生改变。组织、群体间缔结起复杂的竞合网络，形成全新竞争格局，悄然改变了商业活动的游戏规则。
在以分工为特征的工业时代，企业占据着社会生产价值链上一个（或多个）已清晰定义的环节，创造和传递价值的路径方向是既定的。因此，企业的成功取决于在所处环节上积累专业知识与技能，在设计、生产、营销和交货等过程及辅助过程中进行卓有成效的活动，形成核心竞争力。
进入以连接为特征的信息时代，尤其是互联网和移动互联网普及后，商业元素间的可连接性大大增加，打破了原本栅格分明的商业关系：行业边界趋于模糊，企业竞争与合作范围无限扩大，我们进入一个“无疆界”的竞合时代。在这样的背景下，疏于连接的企业即使核心竞争力再强大，也可能面临被边缘化的危险。要在新的环境下生存和发展，企业须撬动自己所在商业生态圈的价值。可以说，发展生态圈战略，是当下时代向企业提出的新要求。
一、生态圈是什么
商业生态圈是一个宽泛概念，涉及层次多，包括产品、组织、行业和地域等层面。本文讨论的是组织层面商业生态圈，也就是企业与其他组织和个人间的协作、共生关系。
组织层面的商业生态圈是指由多个（三个或以上）具有利益相关关系的不同组织和个人，在彼此依赖、互惠的基础上，为了达成共同目标而采取集体行动的联合体。
任何一个企业都处在不同的生态圈中——毕竟没有一个企业是孤岛，但并非所有企业都善于释放生态圈最大的价值。越来越多的案例揭示出：采用恰当的生态圈战略对于企业获得竞争优势至关重要。
让我们以发生在亚马逊和索尼之间的案例来阐明生态圈的内涵及其重要性。20世纪末，索尼作为电子消费品领域的佼佼者，积累了难以逾越的核心竞争力。但是在电子书阅读器业务上却完败给了后来居上的亚马逊。究其原因，要归结于亚马逊高异质性、嵌入性和互惠性的生态圈。
1、异质性
生态学中有一种“生物多样性导致生态系统功能优化”的学说。同样，一个健康的商业生态圈也需要有异质性的参与者。索尼电子阅读器的生态圈伙伴主要包括合作生产商（飞利浦、E-ink等）和渠道商（Amazon、Target、Waterstone等），是沿着价值链方向的上下游合作者。而亚马逊则开创性地引入价值链以外的伙伴——网络服务商（Sprint）。通过在Kindle中内嵌网络功能，读者可以在阅读器自带的在线书店里选择、购买和阅读图书，极大地提升了体验，丰富了生态圈的功能。
此外，书籍出版商也是重要的异质伙伴。索尼尽管联合了一些传统书籍出版商推出索尼在线书店Connect，但书籍数量一直落后于亚马逊。丰富的内容吸引更多读者购买亚马逊的产品，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这场阅读器之争的胜负。
书籍出版商和网络服务商都是在传统价值链之外的参与者，异质性程度较高。但是它们的加入极大地扩展了生态圈内价值创造的空间。异质性高的伙伴可以是：互补品生产商、投资商、贸易合作伙伴、标准制定机构、工会、政府和社会公共服务机构等。
异质性不是盲目增加不同类型的合作伙伴，而是有目的地完善和丰富生态系统的功能。早期的Windows-Intel联盟分别专注于操作系统和芯片，吸引了众多硬件、软件和渠道商等异质伙伴的参与；淘宝网在早期引入实时通信工具和支付功能，之后又在物流、广告联盟、运费保险和金融服务等异质性领域不断进行合作，使生态圈功能日趋完善。丰富的功能相互辉映，就形成一个“共生”的系统。
2、嵌入性
嵌入度可以理解为一种事物内生或根植于其他事物的现象，是事物间的联系和催生信任的结构。在商业生态圈中，较高的嵌入度意味着成员之间紧密的联动关系：高频率的互动、高水平的投入以及高度的忠诚。
作为以书籍业务起家的网络零售商，亚马逊与读者群体的连接是直接、高频的。因此，亚马逊在其网站主页和书籍商品页面上投放Kindle广告能够很容易地引起读者的共鸣。反观索尼，由于隔了一层零售商，与已有客户没有直接的交互，而是间接的弱连接。从这点来看，索尼与其客户的嵌入关系就要略逊一筹。
在出版商方面，书籍的数字化潜藏着巨大的不确定性。电子书的经济和技术可行性都需要经过长时间的考验，这无疑会使出版商踌躇不决。亚马逊的kindle通过完全封闭的技术保护应对潜在的盗版问题：用户不能打印电子书，不能在其他设备上阅读，也不能与他人共享。这降低了出版商的风险，也调动了他们投入的热情。
嵌入性不仅取决于核心企业与其他成员的双边关系，还取决于成员间多边关系的紧密度。索尼的生态圈虽然软硬兼备，但是相互之间的关系是松散的。而kindle则将无线网络（Sprint服务商）和在线书店（出版商）“内嵌”于设备（亚马逊）中，使消费者的选书、购书、读书和评论一气呵成。可以说，这种“阅读器设备-无线网络功能-电子书内容”的铁三角结构牢牢锁定了消费者。
生态圈参与者的意义不在于“存在与否”，而是建立起彼此嵌入的关系。小米强调的“参与感”，阿里尝试的电商“社交化”，乐视追求的“闭环”都是在加强生态圈要素间的互赖性，以提高嵌入度。而这也就是生态圈“互生”的基础。
3、互惠性
互惠机制保证的是生态圈的平衡与稳定性。企业不仅仅参与创造价值的过程，也应该有合理的价值分配机制，在理想状况下达到多方共赢的结果。
索尼在线书店的定价由出版商决定，普遍为纸质书原价的75%，这个比例对消费者的吸引力并不大。亚马逊则创造了新的价值分配规则：一边补贴出版商，一边以9.99美元的低价向消费者提供电子书。这样，出版商获得了与出售印刷版图书同样的收入；消费者以更低的价格获得了图书内容；亚马逊虽然短期内牺牲了利润，但是从长期来看成为了电子书革命的领导者。这是一个多赢的局面。
不同于双边关系，生态圈“互惠”更多的是考虑个体与整体、现在与未来之间的价值分配问题。亚马逊突破了出版商与读者之间的双边利益分配关系，进而站在整个生态系统的高度进行整体协调。这是组织个体与生态整体的互惠性体现。另外，通过放弃短期利益，亚马逊成为电子书阅读器的领袖之后，许多新商业模式的可能性得以打开。这是现在与未来之间的价值分配。
如果价值分配方式合理，往往可以把蛋糕做得更大，也就是价值的“再生”。
二、生态圈不是什么
商业生态圈不是多元化或整合。很多经营者误认为生态就是不断整合新的业务，然后与已有业务形成协同。这种理解是片面的。生态圈强调的是不同组织、个人之间的互动。整合反映的是吃独食的思维，与生态圈共生、互生的精神恰恰是对立的。如果所有的业务都被一个企业整合掉了，恐怕“生态”就应该改称为“帝国”了。
其次，生态圈不能简单地等同于联盟（中国亮点外脑智库罗卫国主编）。战略联盟发生在组织之间，而商业生态圈还关注组织与个人（如用户）之间的关系，涉及的是更大范围的价值循环。战略联盟需要周密的计划和生命周期管理，企业很难同时管理大量的联盟伙伴。据统计，世界500强企业的联盟伙伴数平均为60个。但是，生态圈的范围可能远远超出这个数字。以腾讯开放平台为例，数据显示截至2014年年底，就已集聚了500万的创业者。联盟的切入点是双边或小范围的多边关系，不同联盟之间的关系往往是割裂的。生态圈则将所有伙伴视为一个整体。这是不同的世界观。
最后，商业生态圈不等同于平台。平台是生态圈的一个特例：它通过连接两个（或更多）的特定群体，提供互动机制，满足所有群体的要求。但不采用平台模式的企业也可以有生态圈。Windows和Intel都不是平台型企业，但是围绕在它们周围的生态圈却一度垄断了整个PC市场。
三、生态圈与核心竞争力
生态圈时代的来临，是否意味着核心竞争力已经过时？答案是：核心竞争力和生态圈优化能力并不冲突，也不具有相互替代的关系。
核心竞争力是企业内部具有的积累性学识，特别是关于如何协调不同的生产技能和有机结合多种技术流的学识。而生态圈优化能力则是企业协调外部伙伴关系的能力。核心竞争力强调自身的内部积累，生态圈构建能力则突出外部关系的协调，可见这是两种不同的能力。
在过去的二三十年里，核心竞争力是用来解释竞争优势最流行的概念。的确，在产业发展轨迹连续、渐进的情况下，企业凭借自身积累的学识可以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保持领先。但企业学识的积累是路径依赖的，这意味着核心竞争力是“刚性”的——在技术突变或者产业融合背景下，仅有核心竞争力就不够了。
在今天这个以“连接”为特征的信息时代，迅速适应新环境的方法就是优化生态圈：高质量的生态圈为企业提供了一个丰富的外部资源库，使企业能够在专注自身核心业务的同时调动和利用外部资源，达到四两拨千斤的效果。
不过，这不意味着企业可以放弃核心竞争力。如果缺乏核心竞争力，企业如何能够吸引优秀的合作伙伴加入生态圈呢？
尽管最初不具有电子阅读器相关的技术优势，但亚马逊不断完善Kindle的性能，逐渐培养起核心竞争力。也正是因为这样，Kindle才能够在之后的竞争中始终保持领先地位，不至于被后起之秀赶超。
在今天异常动荡、复杂的环境下，企业要获得成功必须兼备核心竞争力和优化商业生态圈的能力。而这正是时代给企业领导者提出的新挑战。
四、如何构建商业生态圈
商业生态圈时代重新定义了竞争的游戏规则。在新的规则下构建和优化生态圈，企业领导者们要思考以下几个问题：
展开VS收敛：如何勾勒立体的生态圈？如果跳出价值链的框框，引入跨界的生态伙伴，往往能使价值成倍增长。但是，生态圈的立体化会增加与其他生态圈重叠的概率。比如，国内的互联网巨头BAT曾经分耕于搜索、电商和社交业务，但是近年来它们之间的重叠业务越来越多。此外，在组织层面生态立体化的同时，还要避免行业层面生态的恶化。这要求领导者“有所为而有所不为”，对自身所处生态的本质有深刻的认识。
控制VS放手：如何定义自身业务的边界？优化生态圈既不是完全控制，也不是完全放手，而是在两者之间作出权衡：哪些事情要自己做，哪些事情让生态圈的伙伴来做？定义业务边界的一个重要衡量标准是：控制与放手将如何影响参与者的嵌入性。如果能够调动起生态伙伴的积极性，形成利益共同体，往往能创造更大的价值。
分享VS获取：如何“聪明”地给予？获取价值不等于榨取价值。从长期来看，一味地索取只会有损于生态圈的整体健康，最终反噬自身。同时，一味地给予也是无法长久的。企业的领导者要学会“聪明地给予”，在个体与整体、当前与未来之间找到互惠、平衡与价值再生的路径。
商业生态圈正在逐渐走向商业舞台的中央。在今天的环境下，拥有核心竞争力已经不能保证企业在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因此，主动构建、优化与生态伙伴的关系，营造共生、互生、再生的商业生态圈，将会成为未来商业游戏的主旋律。
■20151128中国亮点外脑智库罗卫国主编于青岛中信证券培训中心：刚洗完温泉——所谓的“商业生态圈”，不是多元化或整合，不是联盟，不是平台。它反对“吃独食”思维，强调共生、互生、再生精神。亚马逊、百度、阿里、腾讯、小米、乐视……都在大张旗鼓地筹建着各自的商业生态圈。
为高质量的董事长持续提供《新利益》思想
探索新时代企业“创新、赢利、公益”之路
罗卫国（北京）咨询有限公司罗卫国主编
《中国亮点外脑智库》文章总编号【089】
石述思
要有超越利润之上的追求
在这个急功近利的商业社会，渴望成功的人很多，真正成功的人却那么少。按照美国人计算的概率，成为百万富翁的比例仅占总人口的1%，所以很多有志青年很着急，于是怀着速成的渴望，如同金庸小说中那些为得到《九阴真经》展开血拼的江湖豪杰一样，集体走进了一个叫成功学的大课堂，结果成就了这个时代一种新的成功人士——成功学讲师。
海外名师的高徒、满身名牌行头、温文尔雅的举止、充满盅惑性的表演、富有激情的演讲、靠万千痴迷者的银子积累的巨富身家，毫无疑问，陈安之先生无疑是当前内地成功学界的江湖盟主。兄弟近日有幸与他进行过面对面的PK。从辩论现场来看，我和著名企业家史晓燕、知名学者王文元先生组成的反方阵营并不占上风。其中一个原因是对面三个成功学讲师带来了不少自己的助手和学生。但也说明这门新兴的“学科”在中国商界的群众基础还是相当雄厚的。
在辩论现场，刚刚在一个有一定规模的商业聚会做完演讲的陈安之先生，继续抖擞精神，调动其多年积累形成的演讲和表演才能，去激发全场受众对成功的渴望。陈安之不断暗示：老师就是教你怎样赚钱的，你想要赚钱就赶快来学成功学。更雷人的是，他还为了让一些善男信女相信进行了一次手劈木板的演习，使我想起不少在80年代风靡一时的大气功师——而且使我受到一定惊吓。我甚至开玩笑说：再反对陈先生，下一个被劈的会不会是鄙人？
成功是达到预期的目标。但令人惊讶的是，在现场，没有人能够给出准确的、科学的、符合学术规范的成功学定义。也没有人能举出一个靠学成功学获得成功的例证，倒是靠讲成功学而挣得盆满钵满的成功学讲师现场齐刷刷坐了三位。
我倒试着为成功学找了一个更直白的定义——牛逼学。还替它设计了一个口号：不牛逼，毋宁死。
众所周知，成功也好，牛逼也好，都是一个价值判断，都是一个结果。首先地球上有多少人，就有多少个关于成功的理解和实践。比如农民种出无农药残留的粮食蔬菜、工人制造出消费者满意的产品、推销员负责任地卖良心货、大夫对每个病人的命都当成命认真对待且妙手回春、老师能做到德才兼备、真诚付出等都是社会认可的成功。
假如您觉得当普通人很丢脸，非要在商业社会领袖群伦、名利双收，那您简直需要集合整个商业社会所有内因外因一起发挥作用，对个体的要求是人品优秀、目标明确、天赋卓绝、不畏艰险、持续努力，更重要的是还得占尽天时地利人和。你是上帝选中的幸运儿吗？
所以，成功学以速成为噱头，以名利为药效，误导急于走捷径成为人上人的商界准精英们投身其中，在一种人为营造的集体无意识中不能自拔。这使我想起古时皇帝为了追求长生不老而服用的丹药——红丸，刚吃下时可能红光满面、状态好得能每晚连幸数妃，但结局都一样——暴毙。
不就是想唤醒一点面对竞争压力的信心吗？多看几遍中移动的广告“我能”，想想姚明著名的广告语：“努力不一定成功，放弃一定失败”就行了，而且是免费的，广告商就恨你不看呢——何必花那么多钱去学习一个您本来都明白的常识呢？
当然，集合了心理学、催眠术、厚黑学、营销学、管理学等种种学科的实用方法，以满足人们短时欲望为终极目标的成功学也并非一无是处。
比如改成销售实战学也许就不会这么备受诟病——但对受众的吸引力会大打折扣。而且，成功学永远追求第一的观念应用到对奥运会选手的指导、对有雄心的大公司老板是有帮助的，但可惜这些人又基本上可以现身说法去讲成功学了。但他们往往都很低调，结果成了成功学讲师的道具。
但我觉得这个时代真正需要的是一门磨难学。因为相比于成功，失败才是人生的常态，而且真正的成功从来都是一条光荣的荆棘路。那就是守住良心的底线，和理想一起携手漂泊吧。不要抱怨孤独、不要畏惧打击、不要奢求理解。
如果顺应时代潮流，选择了商业，那最好重温《基业常青》中的忠告：有超越利润之上的追求。
如果在拼搏中厌倦，想想这样一句诗：“我有一所房子，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为高质量的董事长持续提供《新利益》思想
探索新时代企业“创新、赢利、公益”之路
罗卫国（北京）咨询有限公司罗卫国主编
《中国亮点外脑智库》文章总编号【088】
李慎之
全球化有赖于全球价值的确立
向马克思和恩格斯学习，我认为只有经济的全球化而没有人类基本价值的全球化，这个全球化就是残缺不全的，甚至没有资格称为全球化的，真正的全球化有赖于全球价值的确立。
一九九一年和一九九二年，我在中国拉丁美洲学会纪念哥伦布远航美州五百周年的两次会议上提出全球化时代业已开始的时候，全球化对于中国人来说还是个完全陌生的概念，不过几年，这个词儿已经是中国无人不晓，无人不知的流行名词了。我当初为了说明全球化的现象借用的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一八四八年发表的《共产党宣言》中阐明的理论，他们不但指出了从地理大发现开始的全球化的经济方面，而且指出了全球化必然要达到的政治方面，以至文化方面，向全世界明确提出了他们设想的共产主义的远景，提出了他们心目中的共产主义世界观。但是，现在中国人嘴上和笔下的全球化却大抵只是谈的经济的全球化，不少人还夸张地谈到全球经济一体化，虽然现在除了欧洲已经跨进一体化的门槛而外，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实现起码是要到二十一世纪中期才可见端倪的事情。向马克思和恩格斯学习，我认为只有经济的全球化而没有人类基本价值的全球化，这个全球化就是残缺不全的，甚至没有资格称为全球化的，真正的全球化有赖于全球价值的确立。
自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全球化的提法在国际上开始流行以来（据考证，"全球化"这个词是一九八五年由莱维特TheodoreLevitt在其《市场全球化》一书中首先提出的。见一九九七年第四期《拉丁美洲研究》江时学文章《全球化与拉丁美洲经济》），各种各样国际性的哲学的、宗教的会议，就差不多年年都要讨论"全球伦理"这样的问题，甚至有人殚思竭虑想要整合全世界的道德和哲学，这当然是各种宗教、各种学派自从建立以来就有的愿望，但是我所关心的并不是什么形而上学的终极关怀，什么天人合一，梵我一如，信、望、爱，理一分殊，外在超越，内在超越……甚至可能全人类都认为值得追求的自由、平等、博爱和真、善、美。我相信各国人民最重要的创造是各个国家的国家制度，正是各色各样的国家制度，决定了各个国家的政治、经济、科学和艺术……以至国民性，也就是各民族的价值取向。而随着全球化时代的来临，不但经济、科学、技术已经趋向全球化，而且各国的国家制度，从而各国的价值也将趋于全球化，这就是全球价值。不过，这个名词并不是我发明的，而是九十年代中期当时的韩国总统金泳三和在野党领袖金大中首先提出来的。他们在韩文中用的大概是韩文大量使用的中文"世界价值"，一翻译成英文就成了"全球价值"（globalvalue）了。
——1：李光耀放弃亚洲价值
二十一世纪，也就是历史的第三个千年，是以一条不大不小然而富有象征意义的新闻开始的。
二○○一年一月在瑞士达沃斯举行的世界经济论坛上，新加坡的开国元勋、近十几年一直以积极鼓吹所谓"亚洲价值"而闻名于世的李光耀在谈到全球化对亚洲的影响时指出："某些儒家价值已经差不多过时了，遵循儒家传统的社会要紧随全球化的步伐前进。这种价值必须予以改进。任人唯亲的裙带关系就是必须放弃的内容之一。"在谈到亚洲金融危机时，李光耀甚至说，新加坡在应付这场危机时表现出色，并不是因为亚洲价值，而是因为"英国殖民地价值，特别是经济透明和法制严明"。"我们主动走出去满足全球化的标准"。（美国《新闻周刊》一月二十八日专稿）
李光耀多年来一再声称，他所不遗余力宣传的亚洲价值就是儒家价值，而落实到现代政治上就是有强烈的宗法制--家长制色彩的尊尊亲亲的专制主义。他在达沃斯就餐时曾与计算机业巨子戴尔邻席，当时他问戴尔后者是否真的是有史以来第一个在三十岁以前侪身《财富》五百强的首席执行人，戴尔回答说"是，但是我今年三十五岁，已经老多了。"李说："在信息时代，年龄和一个灵光的脑子是巨大的优势。在我们的国家里，做决定的是老人，他们行动迟缓，他们会错过机会。"李光耀的反思甚至及于作为儒家价值核心的孝道。他在接受美国《国际先驱论坛报》的采访时说："尊重老人在信息时代似乎管不了什么用。父亲未必知识最多，孙子也许懂得更多。"
李光耀宣扬的亚洲价值并不是当今世界上与西方价值对立的唯一的价值系统。光就政治而论，这个世界上还有各色各样的价值系统，我们未必能数得过来，比如二十年前由霍梅尼，而现在由奥萨马·本·拉登代表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就是极其有名的一种，而且是很强有力的一种。不过信奉伊斯兰教的阿拉伯国家在经济建设方面没有多少特别出色的表现，不像李光耀所说的奉行他所揭橥的亚洲价值的国家，首先有日本在二十世纪经济建设方面创造了辉煌的业绩，早已是世界第二经济大国，到二十世纪下半期又有所谓亚洲四小龙（韩国、台湾、香港、新加坡）表现突出，最后到二十世纪末，作为儒学的发源地与大本营，有十多亿人口的中国异军突起，由一个积贫积弱的国有家有以连续二十年居世界之首的GNP增长率引得世人刮目相看。这些成就都使得李光耀宣扬的亚洲价值有了底气，而且骎骎然有与西方价值分庭抗礼，甚至取而代之之势。
李光耀本人以一个受过英国高等教育而并不怎么懂得孔孟程朱之学的侨生华人，用一双带着天鹅绒手套的铁腕，使新加坡在不过三十年的时间内（新加坡一九六五年建国）由一个极其落后而在世界上不足挂齿的小岛变成一个世界上最为整洁，最有纪律，秩序最好，效率最高因而赫赫有名的国家，确实有不可磨灭的贡献和功劳。这为他赢得了国际上的声望，他的讲话在世界上也总是有人听。因此，李光耀这次突然转变态度是有重大的象征意义的。它表明了亚洲价值对西方价值的挑战已经结束。他承认"英国殖民地的价值"（其实世界上很多人早已看出了这一点），并且声明"主动走出去满足全球化的标准"，实际上就是承认以西方价值为主体的全球价值。
李光耀的觉悟是一件值得欢迎的事。我希望它有某种普遍意义，因为他过去的错误代表了当今世界上不知有多少人犯的错误--把物质文明的发展，把GNP的增长率当成了现代化的全部内容，应该说持有同样错误观点的人在中国人中间占了绝大多数。（不过世界上却也很少有人把盛产石油的阿拉伯富国当做已经现代化的国家。）不知道只有人的越来越自由，越来越平等才是现代化的目标，而这只有通过民主才能达到。民主才是全人类的共同归趋与共同要求。
——2："九·一一"事件的世界意义
二十一世纪第一年发生的最重大的事件当然是二○○一年九月十一日恐怖分子劫持三架民航客机冲向美国纽约的两座世贸中心双子楼和华盛顿郊区的五角大楼的事件。美国总统布什立刻宣布这是一场战争，并且认定由奥萨马·本·拉登领导的伊斯兰极端主义组织--"基地"组织是这一恐怖行动的罪魁祸首，随之就在窝藏基地组织和本·拉登的阿富汗发动了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单独依靠空军进行的战争，不过一个月光景，多年来掌握阿富汗政权的塔利班已被消灭。国际性的"基地"组织亦已基本就歼，不过还没有丧失继续活动甚至卷土重来的力量，元凶本·拉登则至今尚未缉拿归案。美国方面一再宣布，这场战争是长期的，现在还不能预言何时结束。美国为消除对它构成威胁的恐怖主义发源地还宣布伊拉克、伊朗和朝鲜三个国家为"邪恶的轴心"，军方正在积极准备有朝一日就可能对之发动攻击。
有人把这场恐怖主义的突袭比喻为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开始，但是大多数世界舆论并不附和，因为虽然一时间死伤人数达几千人，但是对比起世界，以至美国的人口来，涉及的毕竟只是极小的一部分，世界大局还是和平安定的。只是立国两百多年来一直东边靠大西洋，西边靠太平洋的保护而本土从未遭受过外来袭击的美国则确然已经失去了这种天然屏障，而它的居民因为随时需要高度戒备而处于惴惴不安的恐惧之中。美国人历来引以自豪的自由度不得不因为要保证安全而受到许多的限制，这倒确实类似于某种战争状态。
虽然反恐怖战争的规模与性质还要看将来的发展而定，但是这场战争必然会大大推进全球化的进程却是可以肯定的。首先，九·一一事件的攻击方--奥萨马·本·拉登领导下的"基地"组织，并不是通常发动国际战争的一个或者几个民族国家，而是一群信仰相同而国籍不同的个人，这就带有一点全球化的味道了。其次，这次突袭的野蛮性和残酷性极大地刺激了文明人类的感情，或者说价值观，因此美国轻易地就组织起了人类历史上规模空前的反恐怖大联盟。不但是联结西欧北美的北大西洋公约首次动用了"对一个成员国的攻击即视为对其他成员国的攻击"的条款，北约国家政府下半旗，人民戴黑纱以表示对美国受难者同情的行动也是历史上空前的。由与美国对抗了半个多世纪的苏联脱胎而出的俄国也坚决支持美国的反恐行动。俄国总统普京是第一个向美国总统布什打电话表示慰问和支持的人。几个月以来的事态发展表明，俄国人几乎可以说是全心全意地转向西方，向美军开放了历来被视为俄国的后院与禁脔的中亚以至高加索地区，完全改变了古老的地缘政治学认为自己已被包围、受威胁的观点，而代之以所谓"地缘经济学"的观点，以为这将促进这片落后地区的现代化而有利于俄国及其前"属国"的经济发展。改变如此之大，而普京的民意支持率还居高不下，一直保持在七成上下，这是值得世界上任何政治家羡慕的。有俄国评论家说，普京的事业是三百年前彼得大帝全盘西化的战略经过严重挫折与倒退以后的恢复与延续。追溯俄国历史发展的轨迹，只有融入全球文明的主流才是俄国最大的民族利益，这也应该是全世界一切民族的必由之路。
我生七十九年，虽然阅历不广、学问不深，但是也总算亲眼看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与冷战的起讫，多少也能看出一些世界历史的轨迹来了。回想第二次世界大战，号称是民主国家同盟对法西斯阵营的战争与胜利，然而那个时候的世界上到底有几个民主国家呢！实打实地算下来，只有英国和美国两国再加上英国统治下的自治领土如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这几个。其他如德国、日本与意大利已成为法西斯国家，弗朗哥的西班牙和萨拉扎的葡萄牙情况也一样。所谓老牌的民主国家法国则已被德国征服而处于其傀儡贝当的统治下。当时在我们这些左派青年的心目中，苏联是全世界第一个民主自由的国家，就像我们那时候爱唱的《祖国进行曲》里所说的那样，"我们从来没有见过别的国家可以这样自由呼吸"。但是不过十五年，苏联当政者的罪行披露，苏联原来是专制残暴绝不亚于希特勒德国，而远过于我们心目中专横独裁的蒋介石中国的国家。
半个世纪以来的世界变化真的太大了。所谓世界头等强国的德日意都经过盟军的占领而成为世界民主力量的中坚，还带起了一批在当今国际上堪称模范国家的芬丹挪瑞冰，西、葡也已转变成为民主国家。二十世纪末年苏联东欧集团的自我爆炸不但扩大了民主国家的阵营，尤其证明了人类争取自由的力量是不可抗拒的。
推原起始，也不必远溯古老的历史，我亲身经历的一九四一年八月罗斯福邱吉尔发表的《大西洋宪章》，正是由英国和美国两个近代宪政思想发源国家的政府首脑所宣扬的四大自由--出版自由、信仰自由，免于恐惧的自由，免于匮乏的自由--的宣言就是这一大转变的发端。它不但高高举起了一面旗帜，而且指出了一个方向，一个甲子以后的现实，便是其一次又一次的收获。
二○○○年六月二十七日，一百零七个国家的代表在波兰集会并且发表《华沙宣言》，表示"承认被普遍接受的民主价值"。这在我们年青的时候是不可想象的，只是其中十分触目地没有中国、朝鲜、越南、古巴这几个国家的名字。
不必怀疑，这里面有些国家的"民主"是残缺不全的，未必就能符合世界公认的民主准则，但是它们至少表示了走向民主社会的意图。
由于历史的原因，俄国虽然已转向民主，但是还不是一个充分民主的国家，民主所必须要求的法治（ruleoflaw）还远未确立，目前的转变是它挣脱奴役十年以后的又一次突进，对世界的明天有着不可估量的意义。它不但是世界上地域最广大的国家，还是资源最丰富的国家，而且千万不可忘记它还有半个世纪称霸半个世界使全世界在它的威胁下战栗的历史，迄今手里还握有威力可与美国比拟的核武器。
九·一一以后，英国首相布莱尔曾表示相信"这股邪恶势力的阴影中应当能诞生永久的善良"（英国《经济学家》二○○一年十月二十七日一期文章《重新审视世界》）。我也抱有同样的希望。
——3：中国加入WTO
二十一世纪开局以来，对中国来说，意义最重大的事件就是在十二月十一日的多哈会议上被接纳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orldTradeOrganization。半年以来，WTO三个英文字母在中国简直成了最热门的语言，到处都可以看得见，听得到。
这是可以理解的，争取到这一步是经过十五年艰苦谈判的结果。据最后一位中国的谈判代表，对外贸易部副部长龙永图的说法，十五年其实只是谈了八个字，就是"市场经济"和"开放市场"。这两者本来是一切国家脱贫致富的必由之路，然而中国的经济制度太落后，十五年前还以自己实行的是计划经济而自鸣得意，不敢也不屑向外国开放本国市场，就是国内市场也由于各种各样的保护主义，税费壁垒，还加上到处都是"过手三分肥"的贪官污吏而不可能是统一的，也不可能是自由化的，因此谈判成了一场长达十五年的拉锯战。
参加WTO，中国从此就在经济上正式参加了全球化的经济秩序。中国的领导人和各级外贸外交官员信誓旦旦地保证中国要充分实现对WTO的一切承诺，也就是说从今以后，中国的一切对外经济行为必须按WTO规定的一切规章制度办事。
中国现在的经济到底处于什么样的一种状况？有人说，虽然邓小平在十年前就指出了市场经济的方向，但是支配中国的仍然是计划经济，赔累严重的国有企业仍然是中国经济的命脉；有人说中国已经资本主义化了，然而不是正规的资本主义，而是十分腐败、乱肆掠夺的权贵资本主义或者裙带资本主义；也有人说这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杂交生下的怪胎。我对此不敢下结论，只有改革远不彻底是我能肯定的。不过，由于中国的加入WTO，至少引起了一些好心人的希望，希望借助全球化的力量来规范中国十分无序的市场经济，再由经济的规范化导致政治的规范化。我也是抱有这种希望的一人。
以上所说的固然不是十分有把握的理想，但是也并非毫无根据的幻想。毕竟经济要求有透明度；也就连带要求政治的透明度；经济要求严格的立法与执法，也很难不要求政治减少黑箱操作。当然改还是不改的权力还是在统治者手里。
——4：民主成为全球价值
二十世纪下半期以来，世界上流行一种理论，说是只要经济发达到一定程度，社会上形成了中产阶级，就会出现民主。这是一种十分模糊笼统的说法，既没有精确的量化的概念，也缺乏严密的逻辑论证，不过经验的事实倒似乎还有些根据，上面提到的韩国与新加坡就是例证。
在我看来，近代民主的出现与经济的发达并无必然的联系。对全人类而言，其最初的萌芽毋宁是偶然的，可能与不同民族传统中的文化因素有关。而民主一旦确立以后就发生了伟大的示范作用，从而也就有了所谓规律性。大家都知道，近代民主发端于一二一五年的英国大宪章，而基本完成于一七七六年当时几乎完全由英国移民组成的独立的美国在一七八三年制定颁行的宪法。一直到今天为止，英国仍然被认为是世界宪法之祖，虽然它并没有一部成文宪法（因此被称为"柔性宪法"）；美国宪法仍然被认为世界第一部成文宪法（也称为"刚性宪法"），虽然它二百多年来也增添了若干修正案，但是可以说基本不变，而只是增加了进一步保护和扩大人权与改进政府运行机制的内容。
英国与美国这两个盎格鲁撒克逊国家在世界上的示范作用是十分明显的。看看近代史，至迟从美国独立的一七七六年算起，世界上哪个国家不是内忧外患，战乱不已，唯有英美两个国家一直保持了安定，偶尔发生的几起比较严重的内部问题，也都能依靠自己的民主机制而得到解决。就国力的伸张而论，英国曾建立了世界上疆域最大的殖民帝国，在十八十九世纪几乎成为世界的主宰者。现在许多"明察秋毫之末而不见舆薪"的新派人物侈谈各式各样的新思想而忘了恰好是英国把现代化的思想和文化传播到世界最广大的地区，当然也伴随着血腥的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历史总是在痛苦中前进的嘛。二次大战以后，英国按照《大西洋宪章》走上了收缩的道路，殖民地从印度到加拿大一一独立，然而丝毫也没有影响到它国内的安定，到现在，它仍然是欧洲各发达国家中经济发展得最好的国家。
继英国而起的美国，现在是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它对全球化和现代化所起的作用和意义是人人都看得到的，不用我再加申说了。
对世界民主化起过启蒙作用与主导作用的个人（思想家和政治家）是很多的，但是最主要的还要推两个英国人，就是约翰·洛克（一四三二--一七○四）和亚当·斯密（一七二三--一七九○）。后者开启了近三百年的市场经济，世界文明至今受其赐，因为马克思都推他为古典经济学的鼻祖，在中国已经没有什么异议了。前者则因为"资产阶级民主"的恶谥至今仍然存在，在中国长期无人问闻，最近才有人加以研究。中国人只懂得赞扬马克思和列宁赞扬过的法国大革命（一七八九--一九七九）。其实被推为思想上的启蒙者，引发了法国大革命的法国思想家如孟德斯鸠（一六八九--一七五五），伏尔泰（一六九四--一七七八）都认为自己的学说传承自洛克。由此还可上溯到十六世纪的英国人培根（一五六一--一六二八），以一身而开民主与科学两大价值系统，更是近代启蒙运动的不祧之祖。德国主张自由社会的大思想家康德（一七二四--一八○四）也同样承认是受洛克的影响。法国大革命除了推广自由民主的影响而外，还由于卢梭（一七一二--一七七八）的思想而发生过灾难性的雅各宾暴政，一直影响到二十世纪的十月革命与中国革命以及当今世界上某些极左思潮的潜流，后世还有严重的荡涤批判的任务。
大家都知道，中国人之引进民主，是由于一九一九年五四时期陈独秀把德先生（民主）和赛先生（科学）请进中国来，这也证明了盎格鲁撒克逊智慧的示范作用，因为在此以前，真正把西学真谛介绍到中国来的正是严复认真译介的亚当·斯密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严译《原富》）和约翰·穆勒的《论自由》（严译《群己权界论》，但是，我们年轻的时候，虽然也唱过民主的高调，而且参加政治运动为民主而斗争，实际上并没有把民主作为一种最高价值。我们这些青年左派，青年共产党人，因为受十月革命和马列主义的影响，相信在民主的价值之上还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价值，那才是我们值得为之斗争并为之献身的全球价值。这种思潮在整个二十世纪都影响广大，一度发展到三分天下有其一。
民主之逐步成为全球价值应该追溯到上面所说的罗斯福和邱吉尔联名发表的《大西洋宪章》，它由阐明两个盎格鲁撒克逊国家的作战宗旨而发展成为战争胜利以后成立的联合国组织及其宪章与以后一系列的文件，给全世界确立了民主的全球价值。尤其不能忘却的是纽伦堡和东京的战犯审判，这是人类历史上开天辟地的第一次，表明了人权高于主权。
——5：全球化与反全球化
照现在中国报刊媒体上的说法，全球化是自然形成的，不可抗拒的进程，但是，任何不可抗拒的进程也还是总有人抗拒，历来如此，全球化也不例外。
自从一九九九年底世界贸易组织在美国西雅图开会，遭到世界各地来的各派组织的强烈抗议几乎开不成会以来，世界贸易组织或世界经济八强的几乎每一次会议都会碰上对全球化表示抗议的示威游行。
分属于各个民族的各个群体的利益毕竟是不同的。这恰恰是民主制度所以要存在的理由，正是要依靠民主制度来调和、调整各种不同的利益。最后的希望当然是消解、平衡各种不同的利益，这是可以做到的，但是紧跟着协调的完成，新的差异、新的矛盾又会产生，大概永远不会有结束的一天。
跟我年轻时相信"全世界工人阶级利益完全一致"的理想相反，抗拒全球化的人群当中竟然有一些是发达国家的工人阶级，他们反对全球化的理由是：货物的自由流通使他们生产出来的商品受到了穷国商品的排挤，因为穷国工人的工资低，因此成品便宜，也因此挤掉了他们生产的商品，也就挤掉了他们的工作，他们当然要反对，要抗议。当然，穷国的人民也另有理由反对全球化。生活确实要比理论丰富得多，人类的认识过程因此也永远没有终结的时候。
纯粹出于全球利益而反对全球化的例子是各国的绿党和环境保护主义者，他们反对全球化是因为全球化加速了资源的消耗（其中也包括水和空气），破坏了人类赖以生存的环境。环保本身已经成为最重要的全球价值之一，人类如果要避免毁灭，就一定要解决这个问题。
就人文价值而言，全球化首先遭到的抵抗是民族主义与专制主义。
人类最古老的分歧，应该是人类在进化过程中在几十万年以前就开始形成的体质差异，这就是种族主义的根源，起源于庄子所说"物莫不自贵而相贱"的天性。解决种族主义可能是最后，最艰巨的任务。
我认识一些年轻的经济学家，十年前就说中国不能参加WTO，因为WTO的竞技规则（ruleofgames，现在通用的是"游戏规则"，不过我还是赞成老的译法）都是由西方国家制定的，我们进去，就要服从他们的规则，就要受他们的操纵、欺负和剥削；我们要参加，除非规则由我们来定。这确实是可敬的民族主义，或曰爱国主义，可惜就是办不到，除非我们下定决心不要发展经济，不参加全球化的竞争。
应该明确，全球化确实是有强制力的，就像五百年前在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以后出现了帝国主义与殖民主义一样。许多落后国家（包括中国在内），首先就要受先进的西方国家的侵略和统治，同时又必须向后者学习。现在侵略和殖民的过程已经基本结束了，但是学习的过程还远没有完，只有把充分的民主政治学到手，各国之间才能有完全平等的交流。
虽然上面提到，还没有什么严格的论证可以证明经济发展必然出现民主政治（美国制定宪法的时候还是一个仅有三百万人口的农业国，而且半数人口是黑人奴隶，妇女也同样还没有参政议政之权），但是民主政治最有利于发展经济却是当代世界的共识。最新的例证是美俄两国总统二○○一年十一月十三日在华盛顿会谈后发表的联合声明中的话："市场经济和开放的民主社会是保障公民丰衣足食的最有效的工具。"无需说明，所有发达国家的经验都证明了这个论断。
反面的事实则有俄国总统普京一个星期以后在上海参加APEC首脑非正式会议时的一番谈话："不要害怕全球化，全球化是客观的经济的过程，我是作为曾闭关自守的国家的一个公民说这话的。闭关自守只能对经济有害。"这番话十分感人，俄国在打破闭关锁国政策的时候，也基本上实现了民主化。我想在普京的话后面再加上一句话："拒绝民主只能对经济有害。"
——6：鉴别真假民主
对世界上的落后国家来说，在二十一世纪要实行民主比起二十世纪来要容易得太多了。第一是因为全球化的形势，可以说是"万方民主逼人来"。坚持专制难免被鄙视，被孤立。第二是因为已经有百十来个先进国家树立了民主的范例，要学习并不困难，第三，也是最重要的是，有关实行民主的概念和实践，已经有丰富的积累而十分明确了。
民主起源于人对自己天赋权利的要求，世界各国历史上大概都有很长时期的由自称权力来自于天或上帝的专制君主或者少数有特权的贵族统治人民的时期。所谓启蒙，就是普通人对自己的权利的觉醒，所谓民主就是人民自己管理自己而排除专制者或者特权者的统治。从一七七六年美国《独立宣言》以来，一七八九年的美国《人权法案》和同年法国的《人权与公民权宣言》就都确认：人生而自由，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每一个公民都享有言论、写作和出版自由，财产权神圣不可侵犯。公民有迁徙权、居住权、私隐权，结社权、有和平集会和向政府请愿申诉的权利，以及以后不断增补扩大的各项权利，写入宪法，成为治理迄今为止最大的人类群体--民族国家绝对不容侵犯的原则。
联合国成立以来已经制定了《联合国宪章》、《世界人权宣言》、《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以及其他的许多宣言和文件，对保障人权都有明确的规定，凡是联合国会员国都有义务遵守。
民主起于人权，人权起于人要求自由的本性，是民主还是专制，是真民主还是假民主，只要以人民是否享有上面所说的权利一对照，就一目了然了。
至于组织民主政府的原则，则从选举制度、代议制度、司法独立、三权分立，出版自由、舆论监督作为第四权……直到警察制度、监狱制度，世界上几十个国家已有成熟的经验，可以为后进国家参考、学习、验证。
充分的民主必须实行充分的法治。如果说民主是人民自己制定宪法来管理自己的话，法律必须是至高无上的，没有任何个人和组织可以处于宪法之外，更没有任何个人或组织可以居于宪法之上，所谓法治国就是康德所谓"一群人生活在法律规范下的命运共同体"。中国古代的法家也是主张"以法治国"的，不过那是为拥有绝对权威的帝王服务，与民主的法治国毫无共同之处。决不容许以专制君王治人的法制（rulebylaw）与人民自己实行的法治（ruleoflaw）鱼目混珠。
历史上还有所谓直接民主和间接民主。古代如希腊那样人口不过几十万的城邦实行的就是直接民主。一切大事由全体公民投票，按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决定。这种民主很容易给人以"最民主"的印象，其实并非如此。不但因为后世的国家发展得越来越大，直接的辩论和投票在技术上变得不可行，而且因为少数服从多数，多数可以不尊重少数，更不懂得保护少数人不可剥夺的权利的必要而破坏了民主。另外，一个国家有许多利益各各不同的集团，而确定符合大多数人利益的方针政策往往要多方面研究考量，而不是一次辩论，一次投票就能作出正确决定的。因此现代的民主国家全部都是实行代议制的间接民主的国家，人民由于利害的不同还要组成不同的政党，反复辩论，各自争取群众拥护，形成多数才能最后作出符合大多数人利益的决定。
二十世纪以来民主还有程序民主与实质民主之分。实质民主也是一个十分蛊惑人心的名词。把"民主"这个概念引进中国的陈独秀，就因为受实质民主的蛊惑，直到在实际政治生活中间折腾了二十年之后才觉悟到民主与否不能由一个政党自定的真理来判断，终于认识到自称能给劳苦大众谋利益的"实质民主"其实"一文不值"。
我在青年时候就是沉浸在宣传之中而迷恋于"实质性民主"的。我觉悟所花的时间比陈独秀还长，一直到老年才得出这样的一个结论："没有资产阶级民主，也没有无产阶级民主；没有旧民主，也没有新民主，民主就是民主。"
民主的精义在确保个人的自由。因此，从人文价值讲，在民主成为全球价值的时代，个人立身处世的标准应该是全球主义与个人主义的互动（或者用中国人爱说的话来说，是辩证的结合），这涉及到更深层次的研究，这里就先不说了。
另外，这里所讲的全球价值都是指的各个民族国家内部的民主价值。再进一步，还有全世界范围的民主，这才是最后的全球民主价值。马克思所说的"因特纳雄奈尔"虽然大概不能实现，康德所说的"世界政府"则大有实现的可能。不过这起码是一二百年以后的事，现在可以先不谈。
最后，在谈论民主的时候，千万不要忘了两句名言。一句是邱吉尔说的：
在这个罪恶与灾祸的世界上，各色各样的政府形式都试过了，而且还要再试下去。没有人以为民主是完美无疵的。说实在的，倒是有人说民主是最坏的政府形式，只不过要除掉不断试验过的所有其他一切的政府形式。
（一九四七年十一月十一日在下议院讲话）
邱吉尔说的实际上就是"民主是最不坏的政府形式"，这也是在世界上广泛流行的版本。
另外一句是当代美国思想家尼布尔（ReinholdNibur）说的：
人行正义的潜能使得民主成为可能；人行不义的倾向使得民主成为必要。（《现代西方神学辞典》R.Nibur条）
人的本性可善可恶，自私与利他，贪婪与慷慨兼有，使人类对社会制度永远只能在两利相权取其大，两害相权取其轻之间作选择。虽然现在已经进入二十一世纪，但是我在二十世纪生活了七十七年，只能算是一个二十世纪的人。尽管历史上历来善行与恶行连绵不已，但是我所见到二十世纪是历史上集大恶与大善之大成的世纪。一方面是极权专制空前规模地残害人类的罪行，一方面是正义得到伸张，人权得到提高，民主得到推广，同样规模空前的世纪。人类毕竟在进步，我愿以民主价值确立为全球价值来祝福二十一世纪。
■罗卫国2011年7月10日批阅：“慎公”，是中国知识界、思想界对李慎之先生的共称。这位博学通识、铁骨冰心的学者，生前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却并无专著问世，也没有研究员、教授之类的职称。他自1990年后方重新从事著述，平均每年只写三篇文章，产量不能算高，然而几乎每一篇出来，都能不胫而走，成为思想界的新话题，引起议论纷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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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亮点外脑智库》文章总编号【087】
葛剑雄
怀疑和想象是创新的前提
人类认识世界——无论是精神的还是物质的——是一个漫长而无限的过程，在此过程中积累了极其丰富的知识，形成了错综复杂的观念和理论。稍有哲学常识的人都明白，这些知识、观念和理论绝不是完美无缺的，其中一部分本身就是谬误，有的是建立在谬误的基础上的。即使至今仍被认为无瑕可击的，至多也只是相对真理，只能在一定的时间和空间中保持其正确性。如果没有人对它们提出怀疑和挑战，是不会进步和完善的。怀疑不一定正确，但排除怀疑的过程却必不可少。如果怀疑被证明为错误，实际上是更巩固了原来的知识、观念或理论。反之，如果怀疑被证实为正确，那就意味着原来的知识、观念或理论存在局部或整体的谬误，或者需要修正或完善，或者必须完全否定或清除。无论如何，都为新的知识、观念或理论的出现提供了条件。我们称某一真理为“颠扑不破”或“战无不胜”，就表明它不害怕被怀疑，经得起怀疑，并且能在不断的怀疑中坚持其主体部分，同时在局部得到经常性的修正与完善。任何不允许怀疑的事物，并不能表明它的正确，恰恰显示了它的虚弱。实际上连它的持有者和拥护者心里都明白，它是经不起怀疑的，更害怕受到挑战。
创新的途径很多，但无非是两个方面：一是否定或破坏旧有的，一是在空白的基础上建立新的。前者不能完全脱离旧有的，后者却能凭空产生崭新的。所谓凭空，并非没有实际基础，或者不符合客观条件，只是人们此前尚未认识或拥有。这就需要想象，想象力越丰富越好。想象力可以来自个人的天赋和灵感，也可以出于对被当作天经地义的规律或真理的突破或颠覆。多数想象一时无法成为现实，甚至永远无法证实。但在想象和求证的过程中却形成了大量新的成果。一部分想象纯属胡思乱想，或者被证实是谬误。但只要有一小部分想象产生效果，就能带来人类社会的飞跃。模仿只能形成量的增加，是一时的捷径或不得已的权宜之计，却只能永远跟在创新者的后面，更不会形成质的变化。实验或实践也是创新的途径，但如果不与想象结合，就只能按部就班，循规蹈矩，新发现往往是成千上万次实验的结果，或者要经过长期的社会实践、甚至要付出惨重的代价才能被证实。何况很多自然现象或客观规律，在可以预见的将来人类还无法通过实践去发现或验证。
春秋战国时代周天子的政治权威名存实亡，天下分裂，战乱不断。当时生产力低下，技术落后。却是百家争鸣，群星灿烂，不仅是学术思想史上少有的辉煌篇章，也是科学技术史上的黄金年代。由于不存在一个公认的学术权威，也没有一位足以掌控全局的君主，各种学派的代表人物都随时会面临其他学派或本派内部的质疑和挑战，而只要不介入政治斗争或行政体系，士人可以享受充分的思想自由，他们的想象力也特别丰富。庄子“一尺之棰，日截其半，万世不竭”的说法并不需要物质可无限分割的实验，而是出于简单的逻辑推理。邹衍提出了“大九州”学说，认为天下由九个互不相连、为大海所包围的大州构成，中国的九州只占其中的八十一分之一。邹衍的足迹从未离开中原，他的学说纯粹出于想象，却最接近地球上有七大洲的事实。而当儒家经典被专制集权统治者禁止怀疑后，在黄河正源已被发现时，乾隆皇帝还规定必须坚持《禹贡》中的说法——黄河上游先潜入地下，到积石山后再流出地面。
要说今天创新的障碍在哪里，可以找到多方面的原因。但我认为根本性的障碍，就在于我们的科研和教学中非但不鼓励怀疑和想象，限制甚至禁止怀疑，阻碍甚至扼杀想象。无论是基础教育、家庭教育、高等教育、社会风尚、伦理道德、行政制度、科研政策、学术氛围大多不利于怀疑和想象，近年来的学术腐败和学风不正，更助长了模仿、复制甚至抄袭、剽窃。急功近利的论文竞赛、排名竞争和“山寨文化”，更与创新南辕北辙。
在政治生活、行政管理和社会运作中自然不能滥用怀疑，或者更多需要相信。但在科学研究、学术活动和教育教学中需要充分的思想自由，必须允许并鼓励怀疑。实际上，当局早已确定“宣传有纪律，学术无禁区”的政策，这两方面完全可以并行不悖。但不设置禁区不会自然导致创新，鼓励怀疑和想象才是创新的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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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理群
寻找失去了的“大学精神”
1：又一次民间纪念
今天我们是几代的北大人在这儿聚会，我是30年后的一代，今天到会的老校友蔡恒平他们是60后的一代，还有70年后的一代，在座的大都是80年后的一代，这么几代人这样聚在这里，来纪念北大的110周年。这是一个民间的纪念。所以我很自然地想起十年前北大的百周年校庆，那是非常热闹、非常轰动的。当时实际上也有两种纪念，一种就是官方的纪念，可谓规模宏大，气势磅礴，另外还有一种民间的纪念，我们当时专门演出了一出话剧叫作《蔡元培》，并围绕演出，开展了很多活动，其中心就是要寻找老校长，寻找失落的北大精神，大学精神，民族的精神。刚才主持人讲到我当时写了一篇文章，题目叫《想起七十六年前的纪念》，说的是在北大二十四周年校庆的时候的纪念，胡适是当时的北大的教务长，他在纪念会上提出，我们应该反省，其实我们北大是徒有其名。我看了很震撼：老一辈人把校庆日当成一个反省的日子，北大的百周年校庆却是一片颂扬之声，而且压制不同的声音。因此，我写这篇《想起七十六年前的纪念》，就发出一个不和谐的声音，提出要反省北大，寻找北大的真声音。本来这是一个很平常的命题，但是没有想到掀起了轩然大波。但是我想十年前的这个民间的纪念，它是会留存在北大的校史上的。今天我们又在这里进行十年后的110周年的一个民间的纪念。听说今年上面有规定，奥运会之前不能有大规模的纪念活动，所以今年北大110周年的校庆，校方准备低调处理，我也同意这样的做法，不一定每一次都搞得那么热闹。那么，我们今天在这里在一个小范围内举行民间纪念，就有一种特殊意义。为准备这次纪念，如主持人所说，我们编辑出版了一本《寻找被大——温习一些故事和一种精神》，大家推我作主编，其实我什么事都没有做，就写了一篇序言。
刚才老汉说这本书是遗老遗少的书，那么我就是属于遗老，所以对于北大历史大概是有一点发言权的，但是北大的现实我确实没有发言权，因为我在2002年8月从北大退休以后，基本上就和北大隔绝了。我记得在一篇文章里，就有这样一段话：“在我的感觉中，北大已经变得十分的遥远，更准确地说，现实的北大对于我是越来越陌生了。因此我需要将心中的北大推到远处，成为一个永恒的记忆，一个永远给我带来温馨的梦。尽管明知其虚妄，却如鲁迅之于他的故乡的记忆，愿意被它哄骗一生，并时时反顾”。大概就因为有了这点“时时反顾”，就欣然同意担任《寻找北大》的主编，并且今天在这里讲北大。
2：今天的中国不能没有梦
讲到北大，我想还是从老汉刚才演唱的这首歌说起。以前我看了歌词就很激动，今天听了他自己演唱之后，就更受震撼，我真的想建议，把这首歌作为我们的校歌。这首歌，最能表现北大精神，最让我们感动的，自然是那句反复的吟唱：“就在这里，就在这里，/就在这里，就在这里。/我的梦，就在这里”。我在序言里说，北大是每一个北大人，所有的中国人精神的梦乡。顺便在这里做一个广告，我马上要出一本书，把我所有关于北大的文章都汇集起来，我拟的题目就是《精神的梦乡》，副题是《我之北大观》，这本书出来以后，我会送给一些同学的。我就想到这样一个问题，一个人不能没有梦，一个无梦的人生是很难想象的，但是更重要的是一个民族，特别是民族的年轻人，如果没有一个地方可以做梦的那样一个精神的净土，精神的圣地，那可能是更加可悲的。前几年，我几乎每年都要收到大量的外地的中学生给我写信，他们都表现对北大的无限的向往之情，我每次看到这些信，心里的感情都很复杂，因为我在北大，我知道，这些青年梦中的那个北大已经不复存在了，所以我每次写信都给他们去泼冷水，我说我欢迎你们来北大，但是你们先别做梦，你们做好准备，来了北大以后你们会大大地失望的。但我老这么回信，就转而一想，这不对，你老向别人泼冷水也不行，年轻人总要做梦，总要找一个地方，作精神的寄托，一个精神的圣地，让他做梦。如果这个地方都没有了，那这个国家就成问题了，这个民族就成问题了，所以哪怕这个梦多少带有点虚幻性，可能也得让它保留着，必须有一个精神的梦乡，一个人是这样，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也是这样。我想，这就是所有的北大人感到骄傲的地方：我们生活在一个精神的梦乡里。
我今天要说的是，尤其在当下的中国，不能没有梦。这个话好像说得有点不大对，有点太脱离现实，不合时宜，因为今天的中国实在是一个无梦的国家。但是我还是固执地认为今天的中国尤其需要做梦。什么意思呢？所谓梦就是对现实的超越，梦本质上就是超越于物质之上的一种精神的追求。这种追求为什么对今天的中国特别重要呢？这就需要对中国的这三十年的历史作一个回顾。今年正好是改革开放三十周年，回顾这三十年，我们可以说，我们国家经济获得了快速的发展，人民生活得到很大提高，这大概就是最基本的主要的收获，是来之不易的，中国终于基本上解决了温饱问题，基本上进入了一个小康社会，这是一个非常巨大的进步。当然，今天的中国还有很多的贫困的地区，还有很多的贫困的人群，还有很多很严重的问题，但是就大多数人来说，或者就大多数地区来说，我们已经基本上解决了温饱问题。在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基本上解决温饱问题以后，这个社会应该向哪里走，这个国家应该往哪方向去发展，就成为一个非常大的问题，或者说今天的中国正走在一个十字的路口。我这几年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我想提出一个我的想法，当然可能是梦，又是一个新的梦，我这人就是不断地做各种各样的梦。我觉得我们现在需要的是四大重建。一个是制度重建，一个是文化重建，而文化重建的核心是价值重建，还有一个是生活重建，就是说我们需要建立一个让中国这块土地上的大多数老百姓能够安居乐业的，比较合理的，比较健全的社会制度，文化，价值和生活。这样四大重建，无论是制度重建，文化重建，价值重建还是生活重建，其实都是一个精神问题，都提出一种超越于物质的精神的追求，而这样的追求它是需要用理想之光（也就是梦之光）来照耀的。我常常想，一个人最合理的生存状态应该是什么样的？我想用两句话来形容，就是应该“脚踏大地，仰望星空”。我们现在就要解决这两个问题，作为人来说，或者作为一个知识分子来说，或者作为一个大学生来说，要使我们获得健全的发展，最重要的就是这两条，一个是如何脚踏大地，如何和我们生存的这块土地，土地上的人民，土地上的文化保持密切联系，另一个就是如何仰望星空，有一种超越于物质现实生活的精神的追求，我想这就是今天的中国特别需要这样梦的精神的我的理由。
3：今天大学的精神危机
那么，在这样一个制度重建、文化重建、价值重建和生活重建中，中国的大学，或者说中国的北京大学，它应该承担什么责任，有什么使命，应该发扬一种什么样的精神，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讨论的第二个层面的问题。
按我的理解，或者我的大学的理想，我认为大学之为大学，就是它有两大功能，一个是保守性的功能，就是思想文化学术精神传统的传递和坚守。因此大学，特别是北京大学这样一所大学，它应该成为民族精神的一个堡垒，一个圣地。另外，大学还有革命性的功能，应该有一种批判和创造的精神，应该对社会发展的既定形态，对已有的文化知识体系，以及人类自身，作不断地反省，质疑和批判，并且进行新的创造，这样，它就能够成为新的思想新的文化新的学术的发源地。简单说就是两句话，一个是坚守，坚守民族精神，坚守思想文化传统；一个是批判创造，创造新的思想，新的文化，新的学术。我们现在一直在说要创办一流大学，什么叫一流大学，我觉得一流大学就是要有两个标准，一是应该成为民族的精神堡垒，二应该是民族新思想、新文化、新学术的发源地。这就要说到北大的历史。我们通常说，北大的历史上有两次辉煌，第一次就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蔡元培先生所领导的那个北大，成为当时中国的五四新文化、现代新文化的发源地，第二次是西南联大时期，把北大、清华、南开的传统发扬光大，在一个民族危难的时刻，成为民族精神的堡垒，同时它也成为新思想新文化新学术的发源地，我们现在看到很多的非常出色的科学家，文学家，思想家，哲学家，都是西南联大所培育出来的。当然，不是所有的大学都能达到这样的高度，即使北大，也不是任何时候都有这样的辉煌。但是，其中的某些基本精神，却是具有普遍性的。
要作到“坚守”和“批判、创造”，大学就必须关怀现实，同时和现实保持一定的距离。今天我在这里主要谈距离。在我看来，大学应该保持两个距离，一是要和时尚，和世风流俗保持距离，我是不主张不赞成大学要与时俱进的，大学有时候需要保守，不能那么“时髦”、“摩登”。大学还必须和现状保持距离，包括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学术的现状，既成形态，这样才能保持一种批判的态势。
而要保持这两个距离，就应该有一些相应的精神。在我看来，大学特别需要三种精神：沉静，清洁，定力，也就是沉，清，定三个字。当整个社会陷入喧闹的时候，大学里的老师和学生应该沉静；当整个社会的风气被腐败所污染的时候，大学里的老师和学生应该清洁；当整个社会陷入浮躁的时候，大学里的老师和学生应该有定力。也就是应该“洁身自守”，
保持自我精神的清洁和纯正，同时要守住一些基本的规范，学术的规范，做人的规范，它是不受外界影响的，不受任何压力和诱惑左右的，也是决不放弃绝不让步决不妥协的，要守住一些基本的东西。
当然今天说这些话是有些近于痴人说梦，因为现实的中国，现实的大学，也包括现实的北大完全反其道而行之：社会喧闹，大学更喧闹；社会腐败，大学更腐败；社会浮躁，大学更没有定力。这就是我们现在面对的现实。我觉得我们中国的大学弥漫着两种可怕的思潮，实用主义和虚无主义的思潮。所谓实用主义就是完全被个人利益所驱使，有用就干，无用不干，因此必然是虚无主义，就是除了时尚和利益之外一切都不可信，一切都不足靠，一切都可以在与时俱进的口号下放弃抛弃。实用主义和虚无主义就导致了大学的两个结果，一个是知识的实用化，一切与实用无关的知识都被大学所拒绝，既被大学里的老师所拒绝，也被大学里的学生所拒绝。还有精神的无操守，拒绝一切精神的追求和坚守。我觉得这样的实用主义和虚无主义两大思潮所导致的知识的实用化和精神的无操守，是现在大学里的两个基本的弊病。同学们身在其中，必须有所警惕，这样才能真正作到“洁身自守”。
另一方面是大学的批判功能，创造功能的削弱，以至丧失。在我看来，大学里的老师学者，应该是公共知识分子，大学里的学生也应该努力培养自己成为公共知识分子。公共知识分子代表的是公共利益，所坚守的是民族文化和人类文明中的普世性的价值和理想，以及生命个体的思想与学术追求，大学绝不能代表国家意志，绝不能代表某一个利益集团的意志，更要防止自己成为一个既得利益集团，这样大学才能真正保持自己精神的独立和思想学术行为特立独行。我觉得大学里的老师和学生一个基本的品格，基本的风格就是独立，精神独立和学术、思想、行为的特立独行，这样才可能有出于公心的批判和创造，才可能真正创造出能够成为社会公器的新思想、新文化、新学术。
而我这样的理想同样是远离现实的，因为今天的社会正要求大学里的老师、学者、学生，成为现状的维护者和辩护士。我曾经用鲁迅的话来形容今天对教授，特别是文科教授，可能也包括大学生的要求，也是八个字：赞成（拥护），解释（用你的学术解释这个理论何等伟大正确，赋予合理性合法性），宣传，演戏。这就是今天对于大学教师与学生的要求，而这是得到制度的支持的。今天大学这种评职称，博士点种种制度，在我看来是新的科举制度，请君入瓮，你只要服从，同意，解释，宣传，做戏，那你一切都有，有房子，有职称，有地位，就成为重点学科，就能评奖，如果你拒绝同意，解释，宣传，做戏，一切都没有。就是这样一个制度的诱惑下，应该说相当多的教授学者都被收编，开始有点扭扭捏捏，后来越来越舒服，慢慢地就习惯了，最后就舒舒服服地被收编。当然坦白地，我今天来敢说这个话原因在于我已经退休了，如果我现在还在当教授，可能我还没有勇气说这番话。我们现在面对的问题，是制度造成，不单是个人的品德的问题。是教育体制使大学失去应有的独立自由创造的精神，这就是我们正在上演的，还会继续上演的大学失精神、失灵魂的悲剧，而且很多的悲剧今天都很难说是悲剧了，因为悲剧还能给你悲壮感，现在都成了滑稽戏了，现在大学里上演的滑稽戏太多了。同学们身在其中，自然有比我更多的体会。我在同学们面前常有羞愧之感，因为大学老师不能为人师表，不能坚守住最基本的东西，是会影响学生的。这些年我们前面所说的实用主义、虚无主义的思潮，在大学生中很有市场，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大家目睹学校里校长、老师中的这些腐败现象，是很容易产生看透一切，调侃一切，进而自己也“玩世不恭”，放弃一切的情绪的。因此，我们今天在这里讨论大学失精神，提出要寻找失去了的大学精神，北大精神，并不是和大学生无关的问题，而是直接关系着在座的每一个同学的精神成长的。我们必须明辨是非，追求大学所应该有的独立坚守的精神，自由批判创造的精神，这样才能有效地抵制实用主义和虚无主义，把自己培养成独立的现代知识分子，现代公民。我想这就是我们今天在这里纪念北大110周年校庆，寻找北大精神，大学精神的意义所在。
4：大学的自由言说空间和校园民主
以上所说，是从我的大学理想出发的；下面，我想从更现实的层面，谈谈我的一些忧虑。
2007年，关于大学教育我心中有三大疼痛。尽管这些年我的注意力已经不在大学，我更关注中小学教育，更关注农村教育、边远地区的教育，因为我对大学已经失望了，也许在农村，在边远地区还有说话的某种余地，但我还是很关心大学教育，有三件事让我非常痛心，我称为“我的2007年之痛”。
第一痛是关于我们北大的，北大三角地被取消，这件事引起我很大的震动，我想不只是我，应该说引起了所有的老北大人的心中之痛，因为三角地凝聚了我们最神圣最美好的记忆。我说北大历史上有两个标志性的地方，一个是老北大，解放前的北大，今天沙滩那里的北大民主广场，第二个地方就是今天的北大三角地，这两个地方可以说是北大的圣地，北大最光辉的历史瞬间都发生在这里。我在前面说曾经说过，北大历史有两次辉煌，我现在要补充，北大历史有五次辉煌，但是在座的同学可能只知道1917的五四新文化运动，还有前面说的和清华、南开共有的西南联大的辉煌，其实还有三次辉煌，一次就是1957年北大五一九民主运动，这是一个北大学生发动的自下而上的社会主义民主运动，这个运动就发生在当年的大礼堂，即今天的百年讲堂和三角地。第二次辉煌，大家更不知道了，1980年北大有一个选举运动，当时正是中国改革开放初期，要改革什么，怎样进行改革，改革的方向是什么，这都关系着“中国向何处去”，就在这样的历史转折点上，北大学生站出来说话了，提出对中国改革的种种设想。今天改革开放三十年了，再回过头来看，就发现当年提出的许多预警，都不幸而言中，当年提出的许多任务今天还没有完成。我写了一篇《被遗忘的思想——1980年中国校园民主运动述评》，在网上发表了，同学们有兴趣，可以去看。再一次就是八十年代末，那也是中国改革的关键时刻。这些都是北大历史上应该记住的日子，都是和三角地联系在一起的。这样，三角地就成为了北大的精神象征。现在这个象征在整顿校园的合理合法的名义下被撤销了。要整顿校园秩序，好像你也没有什么话可讲，但背后却隐含了巨大的问题。问题不在于三角地撤不撤，由此提出了两个问题，一个问题是北大还要不要建立一个师生们自由表达思想，交换思想的精神空间，如何重新建立一个自由的精神空间。第二个问题，就是我们要不要实行校园民主，我们怎样实行校园民主。这就已经不仅北大的问题，而是关系着中国大学校园建设的大问题。
我们已经很多年不提校园民主了，我觉得非常奇怪，因为民主已经是当下流行的词语，已经进入十七大报告，我们要建立社会主义民主，但是为什么校园民主就很少提呢？我在退休之后写的唯一的一篇关于北大的长文，没有人注意，那篇文章中谈到了这个问题，题目叫做《中国大学的问题与改革》，我说现在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是教师在学校中的地位和权利的问题，实际上现在高校里的普通教师是既无地位也无权利的，更没有维护自己权利和利益的组织，工会的职责被缩小为每年组织一两次联谊活动，所谓职工代表大会最多是一种咨询作用，特别是青年教师，实际上已经成为学校里的弱势群体，当今的中国大学，即使是教授也缺乏独立的利益诉求和自由表达的权利，以及参与学校各级行政领导的选聘，参与决策过程，制定游戏规则的权利，教授因其学术地位还有一点有效的发言权，而青年教师连学术上的发言权都没有，这种状况严重地影响了教职员工积极性，成为束缚教学和学术研究生产力的主要原因。
这里有两个问题我百思而不得其解，我觉得中国知识分子也很怪，中国的大学也挺怪，中国的知识分子老想为别人争取权利（当然公共知识分子是有义务为公众争取权利的），却很少想为自己争取权利，不争取自己的民主权利，这是我不理解的。第二个，好像中国的大学是一个特别的地方，中国的教育部门老是例外，现在全国都在谈政府部门的转变职能，要分权，要放权，然而教育部越来越扩大自己的权力，几乎扩大到难以想象的地步，比如前不久竟然宣布，要规定中小学音乐课都要唱京戏，这种事该教育部来管吗？还提倡在中学跳华尔兹舞，权力扩张到可怕的地步。还有所谓的“教育评估”，更是有计划、有领导的，大规模，长时间的权力扩张，管了许多教育部不应该管的事情，弄得怨声载道，连大学生、研究生都受到牵累，但仍然坚持到底，舆论监督也没有用。全国政府改革的方向是要放权，这都是写在《政府工作报告》里的，作为中央政府职能部门的教育部，却反着来，这到底是为什么？这背后有没有既得利益问题？
现在全国进行政治体制，社会改革，要搞基层民主选举，我想大学能不能进行民主选举呢？我不知道你们现在研究生会、学生会是怎么选的，研究生会、学生会是不是可以直选，是不是可以搞竞选（前面说过，北大本来是有竞选传统的），在农村可以搞，为什么大学不能搞呢？你说农民没有文化，那大学生总有文化吧。还有校长、系主任能不能民主选举，我刚刚说十七大报告已经提出来了，要政治体制改革，要民主，那大学能不能成为民主实验区呢？北京大学是不是可以做实验，民主需要素质，北京大学师生素质最高了，而且成本也不高，都在一个校园里。所以我百思而不得其解，也许我又在做梦，我早就提出建议，认为北大应该成为民主改革的特区，可以做些试验，可以先走一步。
这些事，并非和大学生无关，因为你们也是大学的主人，你们也有自己的民主权利。实际上，今天大学里最缺的，就是“主人”意识，大学教师没有，大学生也没有。没有这样的意识，不仅是观念上不提“谁是中国大学教育的主体”这样的问题，更是因为没有制度的保证。我们现在都在讲“依法治国”，大学也应该“依法治校”。那么，我们究竟有没有“大学法”，如果有，是否应该根据今天大学教育的新问题，进行修订？这些，都是我们应该关心与追问的。同学们是未来中国公民社会的主体，中国社会的民主化，要依靠你们，你们在学校期间，至少应该关心自己的民主权利，关心校园民主的发展，这也是你们的一个自我教育，自我成长的过程。我们不能空喊民主，民主是需要学习的，这里不仅有民主理念的问题，而且有履行民主的能力和习惯问题。所以大学民主，是更具有教育意义的：在实行校园民主的过程中培养具有民主意识，民主能力和习惯的未来的民主治国的人才，这关系到每一个同学的长远发展，更直接关系到中国的未来，是不可以掉以轻心的。
5：大学教育与就业
去年有两条新闻看得我毛骨悚然。先说第一条。这是暑假以后新学年开始的一个报导，说是大学新生一报到，有些学校领导就约见学生家长，提出现在开始就要为学生未来的职业做准备，要对学生进行职业的训练和指导，好像我们北大还有专门的组织，指导学生根据求职的需要来设计自己四年的大学生活，还要让这些学生提前和招工单位的人事部门见面，以便公关。这真的让我大吃一惊，我曾经感慨应试教育之外的教育都进不了中学教育，现在我又看到了新的危机：要求大学生按照就业的需要来设计自己的大学生活，与就业无关的教育是不是也进入不了大学教育呢？
这就使我想起了暑期我在一个全国高校通识教育培训班讲我在大学讲鲁迅的情况。讲完了一位大学老师举手提问题，要我介绍一下在大学里讲鲁迅课，怎样有利于学生求职就业。我当时听了目瞪口呆，不知所措，心里却凉透了。我无意责怪这位青年教师，因为他在上课的时候别人也这么问他：你这个课和就业有没有关系，有关系我来听，没关系我不来了。这就非常可怕。当年蔡元培先生提出警告，说大学不能成为职业培训班。我想北大还不至于，然而北大也有这个趋势，今天的整个的教育是围绕着应试和就业来展开，这是一个非常可怕的现实。
这里涉及一个严重的，我们不能回避的问题：就业和大学教育的关系问题。我曾经多次对80后的大学生讲，我非常同情你们这一代，你们中学碰到应试教育，好不容易考上大学，又面临着毕业以后可能没有工作。这在过去没有过，都集中到你们这里了。我1956年中学毕业考大学，当年大学招生人数比中学毕业人数要多，我们那一代人不存在应试问题。再早几年，我想蔡恒平他们那个时候，可能也不存在毕业后的就业问题。你们恰好碰到了，两个东西都给你们遇上了，这是这一代大学生所必须面临的现实的问题。因此我们不能否认就业问题给我们大学教育提出了许多新的问题，新的挑战。正是这一严峻的现实，出现了很多似是而非的论调，需要在理论上进行澄清。这里我想谈谈对大学教育和就业关系的四点看法。
首先，我认为大学就业难，确实暴露了大学专业课程设置、教学内容比较陈旧，不能适应社会经济科技发展的新要求，造成了大学生知识结构的缺陷和不足。因此大学应该进行教学内容、课程设置上的更新调整。这是大学教育改革必须有的一个内容。第二，我们要具体分析一下，大学生不能适应现代社会发展需要的原因在哪里。在我看来，一个重要方面是精神素质的问题。很多就业单位，对大学生的素质有许多批评，我觉得我们大学生应该听一听这样的批评。他们主要认为现在的大学生，一个是独立自主能力比较差，一个是缺少团队精神，不善于和他人合作，还有知识面太狭窄，独立思考和创新能力不足。这些问题，其实都是精神素质问题。而这种精神素质问题，就是独生子女家庭教育和中小学应试教育的后果。正是因为这样，大学教育就应该补这个课。中学的应试教育造成了你们这些毛病，这些弱点应该在大学里弥补，大学不仅仅使你成为一个有知识有技术有技能的人，更重要的是成为一个健全发展的现代公民。如果不着眼于这一点，只是按职业知识、技能的要求来设计自己的大学生活，那么，你们中的许多人就很有可能在中学成了应试机器，到大学又成了就业机器，这样来度过自己的青春时代，且不说会影响自己一生的长远发展，单就个人生命而言，也太委屈自己了。
第三个问题，我们对就业问题的看法，应该有一个长远的眼光。我们常说未来社会是一个知识社会，信息社会，这个社会有什么特点呢？就是职业转换很快，很少有固定一个职业的人，因为随着社会科学技术知识的发展，不断有一些新的专业、新的课题、新的职业出现。这使得每个人必须不断变换自己的职业、自己的社会角色，这是现代知识、信息社会的一个很大的特点。这和我们那时候不一样，我们那个时代分配到哪里，就永远不动了，一辈子做这个事儿。现在不行，它是不断变换的。你们可以问问蔡恒平这些师兄，他们从北大毕业以后换了多少职业。他们现在的职业所需要的知识、技能，都不是在北大学的，但北大训练了他的基本观念，能力，他们就能不断地变换自己，适应社会发展和自我发展的变化着的需要。这就是说，未来的知识社会、信息社会对人才是有自己的要求的，简单地说，它要求两种能力，一方面，应变能力要强，一方面创新能力要强，这是新的人才观。如果你过早的只顾及某一个职业，某一方面的训练、过分狭窄的训练，就不能适应未来的竞争。未来社会的竞争，是一个素质的竞争，一个学养的竞争，一个创新能力和应变能力的竞争。因此仅仅从就业的角度来考虑，也应该为自己设计一个全面的发展的规划。在我看来，大学里，除了我刚才说到的一些精神层面的问题、要成为现代公民之外，至少应该具备三大能力。一个是终身学习的能力，这里包括中外语言的听说读写能力，还有利用文献、工具书等能力。第二，研究能力，发现问题，提出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实验、计算的基本方法和能力。第三是思维能力，具有开阔性、广泛性、创造性、批判性和想象力的思维能力。具备了这三大能力，你的适应能力和创新能力就强了，可以不断变化自己的工作和社会角色，这才是未来社会所需要的人才。如果大家放弃这一点，只一味追求眼下的市场需求，把自己的视野、知识面、能力训练弄得非常狭窄，那么即使取得了一时之效，可能找到了一个工作，但是底气不足，在持久竞争中迟早要被淘汰。所以我要提醒在座的诸位，你们已经吃够了应试教育的苦了，在应试教育之下，你们的学养、素质已经非常的狭窄了，如果在大学里再浪费大好时光，再只关注一些眼前的利益，而忽略对自己长远发展的培养，那你是目光短浅，你要抱恨终生。第四个方面，当然，我们也不可否认具体技能培养的问题，但我觉得只要在工作之前进行训练就行了，大家必须建立终身学习，终身进行职业技能培训的理念。具体的培训是可以通过训练班来解决的，不是在大学里来解决的。大学适当
开一点这种课我也不反对，但大学主要的，我想还是我刚才所提到的两方面的发展，一个是作为人的现代公民的全面发展，一个是基本能力的培养。否则的话，眼光狭窄地把我们的大学办成一个职业培训班，那可能再度耽误大家，而且可能整个地耽误我们国家民族的发展。这是我去年感到沉痛的第一条新闻。
6：大学教育究竟要培养什么人才尖子？
第二条新闻也让我吃了一惊。说新生未入学，家长和学生就忙成一团，通过一切途径，找各种关系以求打点，照应。据说很多大学生，还没上大学，就开始打听，大学英语课，是某某老师教的？哪个给分数高？团委和学生会哪一个比较有前途？评奖学金是不是只看成绩还要在学生会混得很好？还没进学校就开始打听这些消息。据说有一个没有正式报到的新生，把学校里主要领导、团委书记、班主任都摸得清清楚楚。这真让我目瞪口呆。公关思维、搞关系思维，已经渗透到大学一年级学生中，这是不能不引起警戒的。
因为背后隐藏着一个更加严重的问题。这个问题和我们北大是有关系的，人们经常说北大是全国的尖子的集中地，北大要培养尖子，要培养精英。我自己并不一般地反对精英，但是就我个人来说，我更重视非精英，更重视普通的学生。正像鲁迅所说，可能有天才，但是没有泥土就没有天才；而且，“天才大半是天赋的；独有这培养天才的泥土，似乎大家都可以做”。但是像北大这样的学校，培养精英是无可厚非的。我们现在需要讨论的是，我们要培养什么样的精英，或者我们每个同学要把自己培养成为什么样的尖子？这个问题是更加重大，也许是更加严峻的。
我现在恰好对这些尖子学生非常担心——当然不是全体——但是相当一部分尖子学生，也包括北大的尖子，让我感到忧虑。在我看来，真正的精英应该有独立自由创造精神，也是上次我在北大中文系演讲时所提出的，要有自我的承担，要有对自己职业的承担，要有对国家、民族、社会、人类的承担。这是我所理解和期待的精英。但是我觉得我们现在的教育，特别是我刚才说的，实用主义、实利主义，虚无主义的教育，正在培养出一批我所概括的“绝对的、精致的利己主义者”，所谓“绝对”，是指一己利益成为他们言行的唯一的绝对的直接驱动力，为他人做事，全部是一种投资。所谓“精致”指什么呢？他们有很高的智商，很高的教养，所做的一切都合理合法无可挑剔，他们惊人地世故、老到、老成，故意做出忠诚姿态，很懂得配合、表演，很懂得利用体制的力量来达成自己的目的。
坦白地说，我接触了很多这样的学生，甚至觉得这都成了一种新的社会典型，是可以作为一种文学的典型来加以概括的。下面就是我的文学概括，并不具体指某一个人。比如说吧，一天我去上课，看到一个学生坐在第一排，他对我点头微笑很有礼貌，然后我开始讲课。在一个老师讲课的时候，他对教学效果是有一些期待的，讲到哪里学生会有什么样的反应，等等。因此，我很快就注意到，这个学生总能够及时地作出反应，点头，微笑，等等，就是说他听懂我的课了，我很高兴，我就注意到这个学生了。下课后他就迫不及待地跑到我的面前来，说“钱老师，今天的课讲得真好啊！”对这样的话，我是有警惕的，我也遇到很多人对我的课大加赞扬，但我总是有些怀疑，他是否真懂了，不过是吹捧而已。但是，这个学生不同，他把我讲得好在哪里，说得头头是道，讲得全在点子上，说明他都听懂了，自然也就放心，不再警惕了。而且老实说，老师讲的东西被学生听懂了，这是多大的快乐！于是我对这个学生有了一个好感。如此一次，两次，三次，我对他的好感与日俱增。到第四次他来了：“钱先生，我要到美国去留学，请你给我写推荐书。”你说我怎么办？欣然同意！但是，写完之后，这个学生不见了，再也不出现了。于是我就明白了，他以前那些点头微笑等等等等，全是投资！这就是鲁迅说的“精神的资本家”，投资收获了我的推荐信，然后就“拜拜”了，因为你对他已经没用了。这是一个绝对的利己主义者，他的一切行为，都从利益出发，而且是精心设计，但是他是高智商，高水平，他所做的一切都合理合法，我能批评他吗？我能发脾气吗？我发脾气显得我小气，一个学生请你帮忙有什么不可以？这个学生有这个水平啊。但是，我确实有上当受骗之感，我有苦难言。这就是今天的北大培养出来的一部分尖子学生。问题是，这样的学生，这样的“人才”，是我们的体制所欢迎的，因为他很能迎合体制的需要，而且他是高效率，高智商，可怕就在这里。那些笨拙的、只会吹牛拍马的人其实体制并不需要，对不对？就这种精致的、高水平的利己主义者，体制才需要。这样的人，正在被我们培养成接班人。我觉得这是最大的、我最担心的问题。我讲这番话的意思，也不是要责备他们，这也不是这些学生本身的问题，是我们的实用主义、实利主义、虚无主义的教育所培养出来的，这是我们弊端重重的中小学教育、大学教育结出的恶果，这是“罂粟花”，美丽而有毒，不能不引起警觉。
我今天讲这番话是希望在座的同学，你们应引以为戒，并且认真思考，自己究竟要追求什么，要把自己塑造成什么样的人才？不要只注意提高自己的智力水平，而忽略了人格的塑造。这样的绝对的，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他们的问题的要害，就在于没有信仰。没有超越一己私利的大关怀，大悲悯，责任感和承担意识，就必然将个人的私欲作为唯一的追求，目标。这些人自以为很聪明，却恰恰“聪明反被聪明误”，从个人来说，其实是将自己套在“名缰利索”之中，是自我的庸俗化，而这样的人，一旦掌握了权力，其对国家、民族的损害，是大大超过那些昏官的。而我们的大学教育，我们北大的教育，培养出这样的“尖子人才”，就不仅是失职，那是会对未来国家、民族的发展带来不可预计的危害，从根本上说，是犯罪的。问题是，我们的教育者对此毫无警戒，而我们的评价、选才机制，又恰恰最容易将这样的“有毒的罂粟花”选作接班人。在我看来，这构成了中国大学教育，特别是北大这样的重点大学至今未引起注意的重大危机。我个人，退休以后，在一旁冷眼观察中国的中小学教育，大学教育，北大的教育，最感忧虑的就是这个问题，但我一直没有机会提出来。因此，我要感谢今天的座谈会能让我说出自己郁结已久的焦虑。
好像我说得实在太长了，这一番又是梦话，又是忧患之词，就此打住吧。谢谢大家！
■罗卫国2012年5月7日阅读：我自从1996年来北大学习，至今已经16年。钱理群教授我1997年听过他的讲座，记得的主要有三条：一是他在贵州呆了18年；二是他提出大学生活三件事，读书、友谊和爱情；第三他说要“读不求甚解的书、吃不求饱的点心、喝不解渴的酒水”，还说鲁迅写作的时候不穿衣服。那些年见了些真正的学者，一是于光远先生，他说要最充分地适应新世纪的时代，80多岁了，因为没有话语权，还自己上网更新网页，喊出“我要现代化”；二是冰心先生，那是在八宝山革命公墓举行告别仪式上，有一条挽联写着“有了爱就有了一切”；第三就是季羡林先生了，我原来的办公室在北大一塌糊涂旁的建筑公司院内，离季羡林先生在朗润园的住所只有200米。现在10多年过去，一直很少见到真正做学问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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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卫国（北京）咨询有限公司罗卫国主编
《中国亮点外脑智库》文章总编号【085】
钱穆
乡村与城市
2016年4月10日于清华大学三教《慈善法》讲座，乡村是代表着自然、孤独与安定的，而城市则是代表着文化、大群与活动。
就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中之人生而论，大体说来，似乎人常从自然走向文化，从孤独走向大群，从安定走向活动。自然、孤独与安定，如木之根，水之源。文化、大群与活动，如木之枝，水之流。若文化远离了自然，则此文化必渐趋枯萎。若大群泯失了孤独，此大群必渐成空洞。若活动损害了安定，此活动也必渐感怠倦，而终于不可久。
乡村是代表着自然、孤独与安定的，而城市则是代表着文化、大群与活动。乡村中人无不羡慕城市，乡村也无不逐渐地要城市化。人生无不想摆脱自然，创建文化，无不想把自己的孤独投进大群，无不想在安定中寻求活动。但这里有一限度，正如树木无不想从根向上长，水无不想从源向前流。但若拔了根，倾了源，则枝亦萎了，流亦竭了。没有自然，哪来文化？没有个人，哪来群众？没有安定，哪来活动呢？人的心力体力，一切智慧情感，意志气魄，无不从自然中汲取，从孤独而安定中成长。人类挟着这些心力体力智慧情感意志气魄，才能创建出都市，在大群中活动，来创造出文化，而不断上进，不断向前。但使城市太与自然隔绝了，长在城市居住的人，他们的心力体力也不免会逐渐衰颓。人在大群中，易受感染模仿，学时髦，却湮没他的个性。职业不安定，乃至居处不安定，在活动中会逐渐感到匆忙，敷衍，勉强，不得已。因此精力不支，鼓不起兴趣，于是再向外面求刺激，寻找兴奋资料，乃至于神经过敏，心理失常，种种文化病，皆从违离自然，得不到孤独与安定而起。
一个乡里人走向城市，他带着一身的心力体力，怀抱着满腔的热忱与血气，运用他的智慧情感意志气魄来奋斗，来创造。他能忍耐，能应付。他的生活是紧张的，进取的，同时却也是来消散精力的。一个城里人走向乡村，他只觉得轻松解放，要休息，要遗忘。他的生活是退婴的，逃避的。他暂时感到在那里可以不再需要智慧，不再需要情感，不再需要意志与气魄。他也不再要紧张、奋斗与忍耐。然而他却是来养息精力的。在他那孤独与安定中，重与大自然亲接，他将渐渐恢复他的心力体力，好回头再入城市。
人类断断不能没有文化，没有都市，没有大群集合的种种活动。但人类更不能没有的，却不是这些，而是自然、乡村、孤独与安定。人类最理想的生命，是从大自然中创造文化，从乡村里建设都市，从孤独中集成大群，从安定中寻出活动。若在已成熟的文化，已繁华的都市，已热闹的大群，已定形的活动中讨生活，那只是挣扎。觅享用，那只是堕退。问前途，也恐只有毁灭。想补救，只有重返自然，再回到乡村，在孤独的安定中另求生机，重谋出路。
因此人类文化之最大危机，莫过于城市僵化，与群体活动之僵化。城市僵化了，群体活动僵化了。再求文化之新生，则必在彻底崩溃中求得之，此乃人类文化一种莫大之损失。大都市易于使城市僵化。严格的法治主义易于使群体僵化。近代托拉斯企业，资本势力之无限集中，与夫机械工业之无限进展，易于使工商业生产种种活动之僵化。此乃近代文化之大隐忧。百万人以上喧嚣混杂的大都市，使人再也感不到孤独的情味，再也经验不到安定的生活。在资本主义绝对猖獗之企业组织中，人人尽是一雇员，再也没有个性自由。而又兼之以机械的尽量利用，每一雇员，同时以做机械的奴隶之身份而从事，更没有个性自由之余地。个性窒息，必使群体空乏。在个性未全窒息，各自奔竞着找出路，?聚到几百万人以上的大都市中，在严格法治与科学的大组合，以及机械的无人情的使用中，人与人相互间，必然会引申出种种冲突来。现世界的不安，其症结便在此。
譬如一个武士，用全副重铠披戴起来，他势必找一敌人来决斗一番，否则便将此全副披戴脱卸，再否则他将感到坐立不安，食不知味，寝不入梦，老披戴着这一副武装，势必病狂而死。目前的世界，几乎对外尽在找敌人厮杀，对内又尽在努力求脱卸此一身重铠，同时亦尽在坐立不宁寝食不遑的心情中走向病狂之路。但我们须知，正因其是一武士，所以能披戴上这一副重铠。并不是披戴上了这一副重铠，而遂始成其为武士的。而没有披戴上这一副重铠的人，却因于惧怕那武士之威力，而急求也同样寻一副重铠披戴上，而他本身又是一羸夫，则其坐立不宁寝食不遑将更甚。其走向病狂之路将更速。若使遇到一敌人厮杀，其仍归于同一的死亡绝命，也就不问可知了。
人类从自然中产出文化来，本来就具有和自然反抗决斗的姿态。然而文化终必亲依自然，回向自然。否则文化若与自然隔绝太甚，终必受自然之膺惩，为自然所毁灭。近代世界密集的大都市，严格的法治精神，极端的资本主义，无论其为个人自由的，抑或阶级斗争的，乃至高度机械工业，正犹如武士身上的重铠，这一个负担，终将逼得向人类自身求决战，终将逼得不胜负担而脱卸。更可怜的，则是那些羸夫而亦披戴上这一副不胜其重的铠胄，那便是当前几许科学落后民族所遭的苦难。这正犹如乡里人没有走进城市去历练与奋斗，而徒然学得了城市人的奢侈与狡猾。
乡里人终需走进都市，城市人终需回归乡村。科学落后的民族，如何习得科学，建设新都市，投入大群体而活动。城市人如何调整科学发展过度的种种毛病，使僵化了的城市，僵化了的群体生活，依然回过头来重亲自然，还使人享受些孤独与安定的情味。这是现代人所面遇的两大问题。而其求解决困难的方法与途径各不同。这里需要各自的智慧，各自的聪明，谁也不该学步谁，谁也不须欣羡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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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卫国（北京）咨询有限公司罗卫国主编
《中国亮点外脑智库》文章总编号【084】
王缉思
何谓“成功国家”
许多近现代政治家和思想家都描绘过他们心目中的理想社会，如马克思和恩格斯论述的共产主义社会和孙中山的“天下大同”理念。不过他们的理想社会都建立在国家消亡的基础之上。从今天看，国家消亡还没有任何现实可能。世界上预测未来50年、100年世界政治发展的著作很多，我没有读到其中任何一部认为主权国家体系，或作为政治形态的国家，在可预见的将来会衰落下去。我认为，即使是从远期来看，更现实的政治目标，不是促进国家消亡，而是建设相对来说治理良好的国家。
理想国的标准
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在他的名著《理想国》里讨论的核心概念是正义（即本书所说的公正），指出正义是理想城邦的原则。柏拉图把人的灵魂分为三个部分。最高的一部分是“用来学习的”，是为了认识真理，而不那么关心金钱和荣誉。这部分又可称为“爱学和爱智”。灵魂的较低级的两个部分，一是“爱钱”，二是“爱荣誉”。由第一部分统治灵魂的人叫做“爱智者”或者“哲学家”；由金钱统治灵魂的人叫做“爱利者”，由荣誉统治灵魂的人叫做“爱胜者”。与此三种人相应，有三种形式的快乐。只有爱智者的快乐才是“真实的快乐”、“纯粹的快乐”，而爱利者和爱胜者始终得不到这种快乐。正义的政体应当由爱学爱智的哲学家来治理。爱利者（如农民、手工业者、商人）和爱胜者（如军人），地位都应低于哲学家。在柏拉图的“理想国”里，公正是首要的，军事和财富是次要的。国家显然应由精英政治主导，而不是让平民主义居于统治地位。
孔子和柏拉图几乎可以视为同一个时代的人。虽然古希腊城邦国家和中国春秋列国的国情很不一样，但孔子和柏拉图观察政治的角度颇有些相通之处。《论语》的核心思想是“仁”。论及政治，孔子最著名的一句话是：“政者，正也。”这同柏拉图关于“理想国”的核心原则是“正义”的思想完全一致。
《论语》里记载了以下一段话：“子贡问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三者何先？’曰：‘去兵。’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这段话是说：孔子认为，治理一个国家应当具备三个起码条件：食、兵、信。但这三者当中，信是最重要的。如果只有兵和食，但百姓对执政者不信任，那这样的国家也就不能存在下去了。《论语》又有记载说：“子适卫冉有仆。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孔子在这里回答说，人多了，要让他们富裕起来；富裕起来以后，要对他们进行教育。换言之，富民在先，教民在后。
柏拉图和孔子分别从正反两面划定了理想国的三个标准，就是要有公正，要丰衣足食，还要有维护尊严和安全的军队。在他们的年代，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等还没有诞生或者流行，更没有现代意义上的意识形态，所以本书中所说的“信仰”，在那个时代远未成型。本书所说的信仰和公正，对应的是孔子所说的“信”和“正”，以及“教之”所要达到的目标。至于现代意义上的“人身自由”，在奴隶制和流行殉葬的古代社会，连基本的生存都没有保障，自然是阙如或极其有限的。
用本书归纳的五大目标来衡量，一个成功的、令人向往的国家应当是：第一，没有严重的外部和内部的安全威胁，国内政治稳定，暴力犯罪率低；第二，国家和民众都比较富裕，经济稳步增长；第三，国家有相对统一的信仰体系、道德准则和主流价值观，同时包容一部分公民所奉行的其他信仰，公民对国家认同度高。第四，公民之间贫富差距较小，公民平等在教育和社会保障体系中得到较好体现，社会不公能够通过法律和政策调整得到矫正，抑止官员腐败；第五，公民的自由权利得到充分保障，个人自由同民族、国家的自由相一致。也可以说，安全、财富、信仰、公正、自由，五位一体，是衡量“成功国家”还是“失败国家”的一个有机的指标体系。
丹麦，挪威，哥斯达黎加：好在哪儿
美国政治学者福山心目中良好的现代政治制度，即“成功国家”，应由强大的国家、法治、民主负责制所组成。福山称赞丹麦，说它“是个具有良好政治和经济制度的神秘国家，它民主、稳定、热爱和平、繁荣、包容、政治腐败极低。”中国政治学者刘瑜为福山的近著《政治秩序与政治腐败》写的导读，讲的就是“如何到达丹麦”这种国家的境界——“有法治、又民主，政府还高效而廉洁”。
我无意否认福山提出的衡量成功国家的尺度，只是想运用本书所提出的由五大目标所组成的指标体系，论证为什么可以认定丹麦等国为成功国家。如果说福山关心的是“如何使国家成功地到达丹麦”，我论证的则是“丹麦的成功表现在哪些方面”。
丹麦作家汉斯?克里斯汀?安徒生以其美丽的童话举世闻名，而丹麦也因此得到“童话王国”的美称，在世人眼里，丹麦在许多方面令人称羡。丹麦自19世纪下半叶实现工业化以后，在欧洲保持中立政策，一直没有卷入战乱。1940年4月9日，法西斯德国背信弃义，入侵丹麦，第二天丹麦即宣布投降，二战中经济未遭受重大破坏。1949年北约成立时，丹麦是第一批成员国之一。丹麦积极参加国际维和行动。冷战结束后，丹麦参与了北约对南斯拉夫、阿富汗、伊拉克的军事行动。丹麦的国防预算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2%左右，低于北约所要求的2%的比例。就国内外安全而言，当代丹麦没有遭受重大威胁，在环境保护、公共卫生等非传统安全领域的业绩出色。
丹麦是世界上最发达的经济体之一，2016年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5.34万美元，在世界排名第七。丹麦拥有诺和集团、乐高玩具公司等世界著名品牌，科技领先。截至2017年，丹麦有575万人口，呈缓慢增长趋势，其中87%的人口祖籍为丹麦。作为单一民族国家，丹麦的移民政策相当严格，近年来只从波兰、波罗的海三国等新近加入欧盟的国家吸收少量移民，多从事体力劳动。丹麦国民幸福指数很高，民族凝聚力较强。
丹麦人的主要宗教信仰是基督新教路德宗。1953年通过的现行丹麦宪法规定基督新教路德宗（EvangelicalLutheranChurch）为国教，国家予以支持。截至2017年1月，76%的丹麦国民是路德宗丹麦教会的成员。不过，宪法仅规定皇室成员必须是丹麦国家教会成员，其余的人均享有宗教自由，国家禁止宗教歧视。不过，最新民意调查显示，只有19%的丹麦人认为宗教对他们的生活有重大意义。
和其他北欧国家一样，丹麦没有经历过政教合一的罗马帝国统治，因此欧洲中世纪的等级观念和特权思想难以在这个国家立足。欧洲宗教改革后的基督教教义推崇诚实可靠，排拒非分之想、不义之财。丹麦政府清廉指数很高，国内贫富悬殊不大，是世界上基尼系数最低的国家。
在意识形态和社会习俗方面，丹麦是资本主义世界中最自由化的国家之一。1969年，丹麦成为世界上第一个使色情书刊合法化的国家；1989年，丹麦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允许同性婚姻的国家，2012年又正式通过法律使之合法化。英国智库列根坦研究所进行的一项“繁荣指数”排名，综合考量了各国在经济平等、个人自由，社会宽容度、教育、健康、生态环境、国家治理、社会安全等各方面的指标，丹麦在2016年的这项排名中列全球第九。从上述指标看，丹麦被视为“最成功的国家”，在资本主义世界当之无愧。
另一个北欧国家挪威，也同丹麦相仿，在各项社会发展指标中名列世界前茅。比如，在上述列根坦研究所的“繁荣指数”的2016年排名中，挪威名列全球第二；2016年挪威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高达7.08万美元，全球排名第三。这两项指标都领先于丹麦。挪威出生、在英国牛津大学任教的政治学者斯坦?林根，发表过一篇题为《世界上最好的民主国家究竟有多好》的案例研究，对挪威大加赞扬。他说，挪威是“当今最健康最标准的民主国家之一”。他描述道，挪威工业化进程从20世纪初才开始，在不到一个世纪的时间里，该国就从一个赤贫国家转变为今天世界上几乎最富有的国家。二战期间，挪威遭到法西斯德国5年的残酷统治，这一痛苦经历强化了挪威人的自由、平等思想。现今的挪威社会福利优厚，性别平等，社会和谐，教育发达，社会冲突很少，犯罪率低，政府廉洁，家庭幸福（在欧洲国家中出生率最高），国家财政盈余，等等。但林根同时指出，挪威的代议制民主出现了衰落现象，国民的价值观和社会生活开始缺少凝聚力和生命力。
在福山的著作里，中美洲小国哥斯达黎加被描绘为“治理良好的民主国家”和“摆脱拉丁美洲天生缺陷的一个好榜样”。哥斯达黎加是族群构成相当单一的国家，白人和印欧混血种人占总人口的95%，黑人占3%，印第安土著居民约0.5%，其他民族占1.5%，95%的居民信奉天主教，少数人信奉基督教和犹太教。早在1948年，哥斯达黎加就宣布废除常备军，成立国民警卫队，成为世界上第一个没有军队的国家，从此杜绝了军人干政的可能性。这个国家靠1.8万人的警察队伍维持治安。2016年，哥斯达黎加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11825美元，在拉美地区名列前茅。按美国非政府组织“自由之家”一年一度的《世界自由度》概览评估，哥斯达黎加是世界上自由度最高的国家之一。福山说道：“哥斯达黎加人自己认为，他们一直有平等和民主的文化”。
我在2013年曾经访问过哥斯达黎加，对这个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生活水平、服务质量感觉一般，却对该国人民的自豪感印象深刻。在同哥斯达黎加的知识精英交谈时，我问他们对本国的世界地位如何评估，即属于西方国家还是非西方国家、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他们毫不犹豫的回答让我有些吃惊：“我们当然是西方国家——我们是白人，讲西班牙语，信奉天主教。另外，哥斯达黎加还是民主国家！”
“良治国家”的阿喀琉斯之踵
西方人眼中的上述三个“良治国家”，以及在国内安全、经济发展、信仰体系、平等公正、个人自由等领域表现相对良好的其他国家，如芬兰、瑞典、爱尔兰、冰岛、捷克、斯洛伐克、日本等，固然有其制度、文化传统等方面各自的优点，但却有一个容易被忽略的共同特色——它们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单一族群国家。
在全球化浪潮冲击下，单一族群国家一旦放松了移民政策，允许大规模的外来移民进入本国的劳工市场，并聚居于中心城市，这些国家的基尼系数肯定要迅速上升，社会凝聚力和国内治安也会受到严重考验。
日本在老龄化、少子化日益严重的今天，如果能多吸收一些外国移民，应能推动经济发展。但是，许多日本人对本土文化和民族同质性有很强的自豪感，不愿以同质性和安全感为代价换取经济增长。因此，移民是日本和其他单一族群国家长期引起争议的问题。——中国亮点外脑智库主席罗卫国2018年9月3日编于雄安白洋淀——安倍晋三领导的日本现政府将提升日本跌入谷底的生育率作为优先事项，同时想通过吸收更多女性和老年人进入劳动市场以填补空白，而非借助移民。
实际上，哪怕是微小的异族影响，也会对传统的同质社会造成巨大的心理冲击。上文提到的林根对挪威社会凝聚力的担忧，绝不是空穴来风。他关于“挪威究竟有多好”的案例研究发表之后不久，挪威就出现了惊人惨案。2011年7月22日，挪威人安德斯?贝林?布雷维克在挪威政府办公大楼前引爆威力巨大的汽车炸弹，然后又在首都奥斯陆以西的小岛上枪杀参加挪威工党青年团夏令营的人群，共造成77人死亡，300多人受伤。布雷维克是退伍军人、原教旨派的基督徒，持极端右翼民族主义思想，仇视穆斯林、左翼人士和外来移民。这场惨案曾经震惊全球，也给北欧国家的社会稳定和团结敲起了警钟。
考察丹麦、挪威这些“成功国家”从诞生到现在的历史，可以看到它们在很大程度上是“天生”的，是可遇而不可求的。对于一个在族群、宗教、文化上多元的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如何到达丹麦”不仅涉及政治制度，更需要考虑如何实现各族群融合的问题。全球化很容易使现有的单一族群国家变成族群多元的社会，但把族群多元社会转化为单一族群国家的努力，不但永远不可能达到目标，而且会造成族群仇杀的巨大灾难。
新加坡，美国：缺什么
不过，新加坡的例子似乎可以证明多族群国家也可以走向“理想国”。新加坡人主要由一百多年来从亚洲其他地区迁来的移民及其后裔组成。移民社会的特性、殖民统治的历史、地理的特殊位置，使这个国家呈现出多元文化的特色。新加坡公民中的华人占74%，马来族人占13%，印度裔占9%，欧亚裔混血占3%。1965年从马来西亚联邦脱离成为独立国家后，新加坡实现了奇迹般的发展，今天的各项社会发展指标都位居世界前列，2016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为5.3万美元，同丹麦不相上下。
但是，为何福山等西方学者不把新加坡视为当代国家中的典范呢？因为在福山眼中，成功国家的三个标准——强大政府、法治、民主负责制，新加坡只居其二，被福山称为“在民主匮乏的情形下取得经济奇迹”的国家。新加坡毗邻马来西亚和印尼这两个比它大得多的伊斯兰国家，需要在大国间维持微妙的战略平衡。新加坡的国防预算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的百分比，比丹麦、挪威等国高两倍左右。加上族群多元的特殊国情，使新加坡至今有强烈的不安全感，也就不得不采取相当严格的社会管控政策，牺牲某些个人自由。
且不谈宏观政治制度，新加坡的住房政策就很特殊。组合房屋（组屋）是新加坡政府建的居民保障房，大部分新加坡居民都住在组屋里。为避免出现分裂的小团体和族群冲突的极端情况。政府不允许一幢楼或一个居民小区里住的全是同一族群的人。于是，组屋每一栋楼的居民构成，除了别的条件以外，都需要按照全国的族群比例来匹配。这一规定不动声色地奠定了族群和谐的基调，营造了社会安定的氛围。在西方发达国家眼里，这种强制性的规定显然是妨碍个人自由的，但在新加坡看来却是维护公正的必须。此外，如何在一般的爱国心之上凝聚国民的共同信仰，能否最终形成“新加坡民族”，也是年轻的新加坡国家建设中长久面临的课题。
美国是当今世界上最强大、最富裕的国家。世界上不少人都羡慕、向往美国。但是，在各国政治学者（包括福山等美国学者）当中，却没有多少人将美国视为典型的“成功国家”。这是为什么呢？
应当看到，美国独立以来的200多年中，发展步伐是相当快的，成功经验当然不少。但美国在政治上也走过不少弯路，而且存在一些明显的缺陷和弊病。美国建立了一支世界上最强大的、遍布全球的武装力量，但自二战结束以来一直自认为面临严重的外部安全威胁。美国政府多次动用暴力镇压国内动乱，美国总统几次遭遇政治谋杀。美国的监狱犯人数量长期居世界第一，枪支泛滥，凶杀案频发。美国经济有长期繁荣的时期，但1929-1933年的大萧条和2008年前后的金融危机都严重打击了本国经济，造成了全球恐慌，并引发不少国家的经济迟滞。美国人的政治信仰相对统一，各派政治势力都以“自由”为旗帜，信奉宗教的人群比例大于多数其他发达国家。但是，长期被奉为圭臬的盎格鲁?撒克逊白人基督新教传统受到文化多元主义日益强烈的冲击，政治极化严重。美国有较为完善的法治，但未能消除种族歧视，贫富悬殊持续扩大，引起民众对社会不公现象的强烈不满。
在美国智库卡托研究所2016年公布的一项关于世界各国自由度的研究报告里，丹麦和挪威分别列在“个人自由度”世界排名的第一、第三位，而美国列在第28位，在西方发达国家中几乎是最低的，跟东欧国家不相上下，而且比2008年进行的同一项调查低了很多。这说明从西方标准看来，美国远非“世界上最自由的国家”。综上所述，美国距离本书提出的五项“理想国”标准，还差得很远——但愿不是越来越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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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卫国（北京）咨询有限公司罗卫国主编
《中国亮点外脑智库》文章总编号【083】
邱震海
中国人的精神世界缺什么
2016年4月9日于家中，天津段总来，傅林庆相聚！一流的经济大国，二流的政治心态，三流的国民素质。
我主持的节目中，经常有两岸嘉宾的讨论。曾有观众对我说，我同意大陆嘉宾的观点，但不喜欢他的态度，带有一股傲气；而台湾嘉宾的一些观点我可能不认同，但欣赏他的风范和儒雅之气。在我看来，这种风范和儒雅就是中国人真正的气质，但如今在人们身上很难见到。
不久前，《国际先驱导报》有一组专题，谈论了“中国与世界”的问题。其中叶海林先生的文章说，我们认为世界误读我们，其实我们也在误读世界。他总结了国人的三个形象：第一，不再谦虚，第二，不再含蓄，第三，不再容忍。
杨锐先生的文章说，我们拥有一种与大国地位不符的心态，缺乏大国的优雅和从容。他引述了一段话：中国是一流的经济大国，二流的政治心态，三流的国民素质。
种种矛头指向国民心态与国民素质，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现象？优雅的中国人哪去了？当今国民集体精神世界，到底有什么，缺什么？
中国人的精神世界“有什么”
对中国人的精神世界“有什么”的问题，中国近代一位学贯中西的大家——辜鸿铭先生曾作总结。辜先生通晓九国语言，对西方文化十分了解，但他又留着长辫子，精研国学。
他写过一本书《中国人的精神》，试图向西方介绍中国人的性格和精神。他认为，中国的国民性格有三：一是淳朴，二是含蓄，三是聪明。辜先生一百多年前说的，拿到今天来对照我们的同胞，会发现还是很准确的。
中国人很淳朴。就拿“愤青”来说，“愤青”的内在其实是对国家、民族的热爱，这种感情本身是很简单、淳朴的，只是往往带上过激的情绪。
中国人也很含蓄。由于处于东方文化，本质上，我们是一个很深沉的民族，很多时候不擅于表达自己的情感，但有时候一不小心，又会走向很感性、很情绪化的表达。
中国人很聪明这点就要区分而论，中国人每一个个体都很聪明，但作为一个民族整体，却往往缺乏一流的创新能力；而聪明也分为大聪明和小聪明，中国人似乎是大聪明不够，小聪明很多。
中国人缺什么
那么，中国人“缺什么”呢？笔者认为，缺少一种“谦虚而不自卑，自信而不傲慢”的气度。
中国正在崛起，国民自然充满激情和信心，这是好事。然而，这种情绪有时变成自我膨胀，表现出傲气乃至霸气；而有时又会显得迷茫，缺少真正的大气和自信。究其原因，在于中国还没找到自己的定位和发展方向，而国民的集体精神世界也还不够成熟。
探究原因
造成这种结果，除了一些现实的原因，也与中国的历史进程有关：
一、中国没有经历思想启蒙的过程，因此民族心灵较为封闭和保守。这一点，德国与中国很相似。西方世界的思想启蒙进程持续了几百年，英国、法国都顺应了这股潮流，但德国没有参与其中。恩格斯说过：德国人的精神世界在18～19世纪就像乌鸦般一片漆黑。人的心灵就像一块璞玉，玉不琢不成器，只有经过教化，才能渐臻成熟。
二、中国的传统文化近几十年来有所断裂，这导致很坏的后果。孔孟之道、儒家哲学是教人知礼，使人保持儒雅风范的。台湾没有经历过传统被阻断的过程，所以传统文化在台湾反而保护得比较好。
有人问，我们既没有开启现代文明的思潮，又没有守住传统文化，那我们得到了什么？现代商业经济的浮躁和冷漠。市场经济会促进法治和公民社会的发展，但同时也带来浮躁、功利，由于种种原因，我们还没得到前者，却不经意地拾起了后者。
未来如何解决
那么，这个问题未来如何解决？笔者认为有两点要注意的，供读者参考：
第一，呼唤公民的个人良知。社会确实有很多无奈，但这绝不是良知泯灭的代名词，每个人都应当守住自己的底线。或许环境所迫，你不能说真话，但至少不要说假话；或许你不能帮助所有人，但至少不要去害人。
第二，媒体必须有公开讨论的空间。32年前，一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打破了意识形态的障碍，开启了中国的改革开放。可以说，这场大讨论影响了一代乃至两代中国人的思想，打开了许多中国人的眼界。
我记得在上世纪80年代初，社会也存在很多问题，当时，《中国青年》杂志发起“从我做起”的讨论，并刊发人们的各种意见。通过这样的自由讨论，人们有了辨别的能力，心灵渐趋成熟，视野也慢慢开阔。
中国在精神层面存在一些问题，西方也不是完美的。翻阅西方的历史，西方国家做过的坏事一点也不少。但随着现代化转型，它们普遍建立起民主体制，促进了经济发展，同时也产生了一些普世的价值。
如果把人类的历史比作一座山，把中西方比作两个人在爬山，那么，目前可能只是西方比东方爬高了200米，东方正在追赶。后面追赶的，充满激情和自信，但难免浮躁，而前面被追赶的，看到后面的速度那么快，难免有点茫然、害怕，可能还会去阻挠。
这样的冲撞是必然的，但没有什么意义。从历史进程看，两个人离山顶都还很远。中国是一个有着五千年文明的大国，但没有经历过思想启蒙，深厚的文明底蕴尚待开发，而西方尤其欧洲大陆，是一片充满思辨的土地。笔者相信，这两块大陆是可以产生共同智慧的。从这个高度来理解国人集体精神世界的成熟和开放问题，或许能得到一些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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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卫国（北京）咨询有限公司罗卫国主编
《中国亮点外脑智库》文章总编号【082】
杨东平
向百多年的教育模式宣战!
以1905年清廷废科举、兴新学为起点，我国的教育现代化已逾百年。积百年之功和近30年来的改革发展，我国教育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为社会现代化事业提供了充沛的人力资源支持。
与此同时，教育落后于社会发展的问题仍很突出。虽然我们已经进入了全民教育、高等教育大众化和互联网时代，但教育的“软件”还是旧的。智育至上、唯分数论的升学竞争严重影响青少年的身心健康，损害着民族的活力和创造力。国家主义、功利主义、精英主义的教育价值和制度安排，模糊了人的价值、暗淡了人的光芒。
教育现代化归根结底是“软件”的现代化，是促进人的健全发展。今天，我们仍然需要回答：什么样的教育才能兴国立国。我们需要拨乱反正，正本清源，从应试教育突围，恢复教育树人育人的宗旨。同时，要迎接全球化、信息化和互联网时代的挑战，改革和创新教育，建立教育在社会中的主体性，以及人在教育中的主体性，走向以人为本的教育。
以人为本的教育人是教育的起点、也是教育最高和最终的目标。人本身就是目的，而不能以任何理由成为任何形式的工具。蔡元培认为“教育是帮助被教育的人给他能发展自己的能力，完成他的人格，于人类文化上能尽一分子的责任，不是把被教育的人造成一种特别器具，给抱有他种目的的人去应用”，其原则是“展个性，尚自然”。1948年联合国大会通过的《世界人权宣言》认为“教育的目的在于充分发展人的个性并加强对人权和基本自由的尊重。”我国于1991年签署的《儿童权利公约》，认为教育的目的是“最充分地发展儿童的个性、才智和身心能力”，通过增进和解放儿童内在的精神力量，发展儿童的个性；使儿童成长为能够对邻里、祖国和人类承担责任的合格公民，以及能够意识到个人尊严的人。
现代教育的基本功能是培养合格公民。我们需要重温百年前梁启超的《新民说》：“新民为今日中国第一急务”，“苟有新民，何患无新制度，无新政府，无新国家”。要通过有效的公民教育，培养学生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的公民知识、公民价值、公民道德和参与技能，养成他们“清醒而富有理性的精神，深思远虑，不肯盲从的品质；明辨是非，而不恂利害的气概”（竺可祯语）。
现代教育的培养目标，用陈鹤琴的话来表达，就是“做人、做中国人、做现代中国人。”一个有根的现代中国人，同时也是世界公民。他必须要有“健康的身体，创造的能力，服务的精神，合作的态度和世界的眼光。”
新世纪以来，国家已经确立了以人为本的社会发展观。以人为本的教育就是以每一个学生的健康成长和终身幸福为本，而不是以少数人为本、以升学率为本。2010年颁布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于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提出：“把促进学生成长成才作为学校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关心每个学生，促进每个学生主动地、生动活泼地发展；尊重教育规律和学生身心发展规律，为每个学生提供适合的教育。”
在二十一世纪，想象力是第一生产力。儿童的好奇心和想象力是民族的未来。要坚持“儿童优先”的原则，保障儿童的教育权利；要善待儿童，保护儿童的想象力、创造力，提供使儿童免于恐惧的教育。学校不是工厂，教育不是灌水，也不是训练和塑造。教育是启蒙，是唤醒，是点燃，是开悟，是解放。如雅斯贝尔斯所说“教育的本质意味着：一棵树摇动另一棵树，一朵云推动另一朵云，一个灵魂唤醒另一个灵魂。”
面向未来的教育，要培养青年适应变革的能力。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倡导的教育的四个支柱是：学会学习（Learningtoknow），学会做事（Learningtodo），学会合作（Learningtolivetogether），学会做人（Learningtobe）。
为生活重塑教育当前，我们首先需要从死读书、读死书，培养少爷、小姐、书呆子，“大规模消灭民族生存力”（陶行知语）的应试教育突围，为生活重塑教育。
考试至上、智育至上的应试教育，其价值基础是学科中心、知识本位的。而以人为本、以儿童为中心的教育，是生活本位和能力本位的，是一种“为生活做准备的教育”。为此，需要更新影响至今的凯洛夫教育学，改变“教师中心、教材中心、课堂中心”的陈规，破除学校与社会、教育与生活、理论与实践的藩篱。学校应当围绕青少年成长的实际需要——而不仅仅是学科知识——组织教学，促进教育的人文化和生活化，从而“把教育变成生活，把生活变成教育”（陶行知语）。
儿童中心的教育是以学习者为中心的。符合儿童认知特点的教育，是亲切与具体的。要摒弃空洞、抽象的说教，重视情感、活动和经验。要从以教为主转为以学为主，手脑结合、教学做合一；要用合作取代竞争，尊重学生的个体差异，通过学生的自主、合作和探究性学习，发展“最多样化的个性”（洪堡语）。
促进教育人文化教育不只是考试、分数、升学和谋生。要改变长期以来教育重理轻文、智育至上的价值，充实教育的人文内涵，使教育充满爱的情感和生命温度，成为对孩子头脑和心灵的培育，成为追求幸福的事业。
完全人格，首在体育。要高度重视体育，使“健康第一”成为学校教育的现实。张伯苓认为“强国先强身”，不懂体育者，不可以当校长。要从学生的兴趣、爱好出发，让学生在多样化的体育活动中展现特长与个性，发现自我，享受自我，并将运动作为一种生活方式。
通过阅读促进母语教育。阅读不仅是母语教育的基础，也是基础教育的基础，乃至社会文明的基础。通过阅读奠定学生一生的精神底色，构建充盈丰富的内心世界，发展他们分析、表达、反思、鉴赏等各种基本能力，是提升社会基础文明的百年大计。
教育不仅要开创未来，而且要安顿人心，涵养性情。美育是帮助人的美好天性自然生成的最好方式。发展学生鉴赏美和创造美的能力，可以提升人生趣味和生活理想，弥补价值真空，从而提升生命质量。
思辨能力（CriticalThinking）是创新型人才最重要的心理特征，其核心精神是求真、公正、开放、反思。不是否定一切，而是合理判断；不是压倒对方，而是追求真理，找到更好的理念，做出合理的行动，从而使学习不再是追求标准答案，而是探究和发现的过程。
促进教育多元化中国文化本身是多元性的文化。教育需要尊重和保持这种多元性，传承不同民族的文化，帮助不同文化群体学会在多元文化环境中相互尊重和宽容，使中国传统文化、现代教育、民族教育和谐发展，实现文化教育的平等，达至“各美其美，美美与共”（费孝通语）的理想。
要通过教育体制改革，克服行政化弊端，改变千校一面，万教一法的局面。促进教育家办学，使多样化的教育理念、办学模式、教学模式百花齐放，公办教育、民办教育、草根的创新教育和谐发展，从而促进教育创新，增加教育的丰富性、多样性，满足学生和家长的选择性需求。
促进教育社区化改变学校与社区和社会生活无关、成为“悬浮的孤岛”的状态。学校要向社会开放，鼓励家长、社区和社会力量参与学生活动和学校管理。重视家庭教育和社区教育，开拓社会实践、旅行、游学、环境教育、自主学习、在家上学等多样化和个性化的学习渠道。
传承乡土文化和民族文化，实行有根的教育。使学生认识家乡的山川自然、历史人文、物产习俗，培育孩子爱父母、爱祖先、爱邻人、爱家乡的真挚情感，使家乡成为有温度、有归属感的精神家园，并将乡愁化为力量，达成对民族、国家和人生的热爱。
严格控制中小学规模，推行“小班小校”。工业化时代形成的学校教育，具有为追求效率而牺牲个性的特征。大规模学校缺乏对每一个学生的关注，无视学生的个体差异和不同需求，导致强制性的管理主义走火入魔。“小班小校”是现代教育的基本标志。提升教育品质，教育需要回归人的尺度，回归“小的是美好的”这样的常识。
促进教育创新我们现在的学校系统是1893年设计的。而15年之后最热门的工作，要么现在还不存在，要么再也不复存在了。我们必须为明天培养人才，从而创造未来而不是复制过去。
全球化、信息化和互联网时代，为人的自由发展提供了新的契机。信息技术和互联网的革新，各种搜索引擎、内容网站、在线图书、知识分享工具、学习工具、电子设备和终端，视频课程、大型在线课程（MOOC）、虚拟课堂等在线学习形式的出现，使得知识的生产、传播和获取发生了巨大变革。基于网络的非正式学习、自主交互的社会化学习、打破时空限制的移动学习正在成为现实。以知识记忆、强化训练、考试至上、追求高学历为特征的应试教育模式正在被历史所抛弃。
我们需要通过互联网技术改革传统教学，改善教育的可及性，大幅度提高教育效率，帮助教育边缘化群体获得有质量的教育，弥合城乡之间、阶层之间、民族之间、性别之间的教育差距。同时，通过技术创新促进教育的个性化、自主学习和终身学习，走向以学习者为中心、以培养创造力为中心的教育，走向终身教育和学习化社会。
这意味着并不是用21世纪的技术去强化19世纪的教学。互联网不仅是一种技术，而且是一种文化。我们要汲取互联网所体现的自主性、开放性、互动性、去中心化、去权威化、服务至上、公众参与、信息公开、资源共享等价值，将它们融入现行教育，从而产生革命性的反应。
教育本质上是一个因地制宜、自下而上的生长过程。佐藤学认为，主要发生在教育内部和基层的“静悄悄的革命”，“是植根于下层的民主主义的、以学校和社区为基地而进行的革命，是支持每个学生的多元化个性的革命，是促进教师的自主性和创造性的革命。”需要形成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相结合的新的变革机制。今天，我们身边正在出现越来越多自下而上、局部的、零散的、非制度化的自主创新和教育探索，这种微改革、微创新、微公益显示了互联网时代教育创新的新特征：通过每一个人的个性化学习和自主参与，促进教育范式的整体转变。
教育变革需要新学校、新教育、新父母、新企业。走在风气之先，勇于变革和创新的企事业机构应当率先抛弃迷信文凭的用人制度，重视人的基本素质、学习能力和发展潜力。应当鼓励有理想、有条件的企事业机构、社会组织和个人，自主创办以人为本的新型幼儿园和中小学。我们不仅可以“用脚投票”逃离应试教育，也可以脚踏实地，通过“教育自救”创新教育。
教育家和教育家精神是教育创新最重要的动力。中国自古以来就有重教兴学的巨大热情和深厚传统。需要改革教育治理方式，简政放权，促进教育的下放、开放和解放，恢复学校的自主性和办学活力，形成教育家辈出的环境和土壤，使教育重新成为社会共同参与的伟大事业，重新焕发文明古国的教育之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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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新时代企业“创新、赢利、公益”之路
罗卫国（北京）咨询有限公司罗卫国主编
《中国亮点外脑智库》文章总编号【081】
王迎晖
美国顶尖智库的资金来源及运作分析
“智库”最早诞生于美国，以后才逐渐在世界各地普及开来。与美国大学一样，美国的一些顶尖智库也在世界上享有盛名，在全球各项智库排名中名列前茅，其学术研究和政策建议对美国的决策层产生深远影响。美国智库的成功常常取决于其充足的资金及科学的资金运作。
1、美国智库的主要资金来源
政府或国会支持。美国著名的兰德公司是有着深厚官方背景的智库，其主要资金来源为政府部门和军方，通常占到其总收入的70%～80%左右。布鲁金斯学会也是一家半官方智库，但其从政府部门得到的资助仅占其总收入的不到20%。
就兰德公司来说，它通常与美国联邦政府签订合同，比如国防部、卫生部、人力资源部、教育部、国家科学基金、国家医学研究院、统计局，等等。兰德公司和上述许多客户有着3～5年或每年更新的服务合同，合同数额在数千万美元左右，每年约有700个项目同时开展。
基金会资助。美国有很大比例的智库都是个人投资创办的，历史最悠久的智库已经存在了100年左右。例如，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成立于1910年，政府研究所成立于1916年，胡佛研究所成立于1919年，外交关系协会则诞生于1921年。
这些智库在成立之初都是企业家或官员先期投入的，有的还创立了基金会以长久吸纳运营资金。如布鲁金斯学会最早是由慈善家罗伯特·S·布鲁金斯创办的。他还资助成立了其他两个组织：经济研究所和圣路易斯市的罗伯特·布鲁金斯研究生院。这三个机构于1927年12月8日合并为布鲁金斯学会。
而布鲁金斯学会的约翰·桑顿中心又是由前高盛集团的首席执政官约翰·桑顿捐巨资设立的。
企业资助。企业资助是非官方或半官方智库的主要资金来源之一。如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主要收入来源就是公司资助，达到其总收入的32%。布鲁金斯学会的收入来源中，大公司的赞助占全部经费的近1/2，而董事会主席就是其最大的投资者之一。
外交关系协会是典型的非官方智库，它的主要收入来源之一就是企业会员的会费。1953年在创立“公司项目”时，它只拥有25名会员，而现在已经扩大到170名公司会员，来自全世界各个行业和地区。公司会员通过捐助，获得参与国际会议的机会，能够聆听到业内顶尖专家的分析，与知名公司同行共同参与讨论获得商机等。
国外资助。美国著名智库大多是放眼全球的，其所从事的国际事务研究通常要和世界各地的机构合作，同时也可能得到国外的资助。如布鲁金斯学会的东亚政策研究中心能够从东亚国家包括日本和韩国得到大量资助，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设有日本研究项目主席，就是因为得到了日本的资助。
从2014年起，由于经费有限，布鲁金斯学会也改变了邀请各国访问学者的政策，仅限于来自为该中心提供资助的国家，如日本、韩国等。
个人捐赠。个人捐赠也占赞助费用的一个重要部分。传统基金会获取的资金赞助都是由富人捐赠的。像布鲁金斯学会和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这样的民间智库，个人捐赠一般不超过其总收入的10%。
个人捐赠者包括公司董事、国际委员、顾问委员会成员等。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42位董事中，有20位个人年度捐赠超过5万美元。基辛格、布热津斯基、约瑟夫·奈、斯考克罗夫特、前国防部长科恩等前政府官员或知名学者都是其董事会成员，但他们的个人捐赠均未超过5万美元。
2、美国四大顶尖智库资金收入及使用分析
兰德公司(RandCooperation)。兰德公司是一个有着官方背景的全球型智库，关注问题范围广泛，包括医疗、教育、国家安全、国际事务、法律、商业以及环境。
该公司2014财年总收入约为2.6亿美元，其中有1.9亿美元来自美国联邦政府及军方的资助，是其收入的主要部分，约占总收入的72%，有1780万美元来自非官方性质的组织，占总收入的6%，剩下的部分则来自高校、个人或其他杂项。
经费使用方面，大部分都用于研究和分析，占总开销的77%，基础设施投入为9%，用于员工培训等花销占13%，另外还有1%用于募捐项目。（数据来自兰德公司官方网站，《兰德公司2014年度报告》）
布鲁金斯学会(Brookings)。布鲁金斯学会是一个注重科研和教育的组织，带有更多的学术特征，多年来一直名列美国最有影响的智库之首。
根据布鲁金斯学会2014年度报告显示，该学会2014年总收入为1亿756万美元，比2013年上涨1000万美元，其中86%来自资助和津贴，10%来自其基金会，2%为出版收入，其余的2%是一些其他收入。
用于项目研究的经费为7456万美金，其中，用于外交政策研究项目的约2290万美金，占总项目开支的31%；第二大开支为经济研究项目，约1719万美金，占总项目开支的23％；都市政策项目开销占16%，政府治理研究项目占9%，出版物花费约占4%，全球经济与发展研究项目占14%，剩余3%用于交流项目。（数据来自布鲁金斯学会官方网站，《布鲁金斯2014年度报告》）
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CSIS）。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属于半官方智库，素有“冷战思想库”之称。2013年总收入为3230万美元，其中公司资助为32%，基金会捐赠为29%，政府捐赠为19%，个人捐赠为9%，其他收入为6%，慈善捐赠为5%。
花费情况：总支出为3220万美元，其中项目花费为78%，管理和总务费用为16%，6%用于公司再发展。从近几年财务报告情况看，该中心对项目的投入增长很快，其用于学术项目和出版物的投入呈直线上涨趋势，产生的效果也非常突出。
如该中心2012年《数字中的CSIS》报告显示，2005年，其政策报告和评论的数量仅为51篇和24篇，而在2011年这两个数字已经上升为111篇和94篇。CSIS制作的声像作品也从2005年的20个上升到2011年的886个（数据来自CSIS官方网站CSIS年度报告）。
经费收入的增长也使得该中心改善了自身的基础设施。2013年9月，CSIS整体搬迁到了罗得岛大道的新总部。这个新的大厦耗资1亿美元，CSIS拥有地上9层办公区和3层地下车库。
外交关系协会（CFR）。外交关系协会特别强调自身的无党派和独立性，不从美国政府那里获得任何资助。外交关系协会的会员近4900名，包括政府官员、学者、企业领导、记者、法官、宗教领导和非政府组织专业人员等。
其中有600多名签约会员。根据外交关系协会2014年度报告，其总资产现为4.9亿美元，年度总收入为5893万美元，分别来源于会员缴纳的会费（约600万）、年度捐款（约840万）、企业会员会费及相关收入（约810万）、个人馈赠和捐助（约1100万）、《外交》杂志盈利（约820万）、现有业务的投资回报（约1500万）、租借收入（约200万）、杂费（约15万），等等。
年度总营业花费为6108万美元，其中项目支出为4450万（主要用于在纽约的会议、华盛顿的项目、特别活动、《外交杂志》、国内项目、国外项目、网站运营、培训项目等），辅助性支出约为1654万（主要用于公司建设、公司项目、顾问费、日常管理和总务等）。（数据来自外交关系协会官方网站）
3、美国智库资金筹集使用的特点及原则
资金来源多样并保持收支平衡。美国智库在发展早期就意识到在政策制定研究过程中必须有相对的独立性，因此在资金来源上也就有相应的考虑。布鲁金斯学会每年的预算收入有65%左右是来自民间的捐款，而来自政府部门的资金只占3%～4%，这有助于学会长期保持无党派的独立立场。
布鲁金斯学会还非常注重收支平衡，使资金状况能够适应当前及长期研究项目的经费需求，并通过高效的基金管理运作，以确保各个研究项目的正常进行。兰德公司努力通过拥有不同性质客户的形式来保持其独立性。
虽然兰德公司的客户大部分是美国联邦政府，但是即使就一个客户而言，比如五角大楼，其内部也有陆、海、空、情报、国防部长办公室等许多不同的机构。兰德公司通过与不同部门打交道，来实现一定的独立性。
2016年2月4日，中美两国专家在美国华盛顿布鲁金斯学会出席中美关系研讨会。
同时，兰德公司还有许多非政府部门、私营部门及海外客户等，而且慈善捐赠的支持也使得兰德公司能够开展更多具有公益性的研究项目。
经费支持者不能干预研究题目和研究结论。美国非官方或半官方智库的资金绝大部分来自基金会、公司和个人的捐款，以及一些出版物收入和其他投资收入。
但是，当智库把筹到的资金用于研究和教育活动时，这些捐助者没有权力对研究项目和研究结论进行干预。
而且，许多智库也进行少量的非保密的与政府签合同的研究，但它保留发表这些成果的权利。资助者，无论是官方还是企业，理论上都无法干预项目的观点和最后结论。
智库依托于政府又独立于政府。美国智库始终坚守的信条是保持学术独立性，认为这是智库生命力的来源。智库人士认为，自身要得到政府的重视，正是要有在这个领域的权威与公信力，而公信力来自于独立思考和客观判断。
因此，许多美国智库尽管为政府部门提供建议并一定程度上接受政府资助，但靠着严格的内部管理和行业自律管理机制，保持了相当大的独立性。兰德公司研究经费主要来自于联邦、军方、州和地方政府机构，但是长期以来坚持自己只是一个非营利的民办研究机构，独立地开展工作，与美国政府保持客户合同关系。
一方面，尽管兰德公司等智库的大部分研究项目与经费来自政府，但如果研究成果不如人意，政府完全可以不支付这笔经费。
另一方面，兰德公司、布鲁金斯学会等智库不受美国某一行政机关直接管理，他们的研究员不是政府公务员，对于他们的研究成果仅负有个人责任。
智库管理方面，经营与研究分开。美国智库的日常运行遵循企业管理的方法，由总裁负责。在总裁之下，学会的构成分为行政管理和学术研究两大部分。
拿布鲁金斯学会为例，总裁是制定政策和执行政策的首席执行官，负责推荐研究项目，批准出版，挑选研究员。有三个机构支持他的工作，即行政办公室、总顾问办公室、总经理办公室。
行政管理部分由5个部门组成，即财务部、运营部、联络部、发展部和出版社，每一个部门由一名副总裁掌管，并兼任该部门的总监或主任，直接对总裁负责。研究部分根据研究领域划分为五个部门，分别是：外交政策、全球经济与发展、经济政策、城市政策、治理研究。
每一个部门也由一名副总裁主管，并下设若干个研究中心。研究部门和经营部门分开，一是有利于各司其职，提高效率；二是在经费使用方面能够最大限度区分研究经费和行政费用等杂费，对资金使用进行严格管理，将主要的经费用在项目研究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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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卫国（北京）咨询有限公司 罗卫国 主编
《中国亮点外脑智库》文章 总编号【080】
杨绛
痛苦中仍能坚守信念是人类存在的最大价值
我站在人生边上，向后看，是要探索人生的价值。人活一辈子，锻炼了一辈子，总会有或多或少的成绩。能有成绩，就不是虚生此世了。向前看呢。再往前去就离开人世了。灵魂既然不死，就和灵魂自称的“我”，还在一处呢。
人活着是为了接受考验？
人生一世，为的是什么？
按基督教的说法，人生一世是考验。人死了，好人的灵魂升天。不好不坏、又好又坏的人，灵魂受到了该当的惩罚，或得到充分的净化之后，例如经过炼狱里的烧炼，也能升天。大凶大恶、十恶不赦的下地狱，永远在地狱里烧。我认为这种考验不公平。人生在世，遭遇不同、天赋不同，有人生在富裕的家里，又天生性情和顺，生活幸运，做一个好人很现成。若处境贫困，生情顽劣，生活艰苦，堕落比较容易。若说考验，就该像入学考试一样，同等的学历，同样的题目，这才公平合理。
佛家轮回之说，说来也有道理。考验一次不够，再来一次。但因果之说，也使我困惑。因因果果，第一个因是什么呢？人生一世，难免不受人之恩。或有惠于人，又造成新的因果，报来报去，没完没了。而且没良心的人，受惠于人，只说是前生欠我。轻率的人，想做坏事，只说反正来生受罚，且图眼前便宜。至于上刀山、下油锅等等酷刑，都是难为肉体的。当然，各种宗教的各种说法，我都不甚理解。不过，我尊重一切宗教。但宗教讲的是来世，我只是愚昧而又渺小的人，不能探索来世的事。我只求知道，人在这个世界上，生活了一辈子，能有什么价值。
人生的价值在追求自我完善，而非俗世声名
天地生人，人为万物之灵。神明的大自然，着重的该是人，不是物；不是人类创造的文明，而是创造人类文明的人。只有人类能懂得修炼自己，要求自身完善。这也该是人生的目的吧！
坚信“人死了，什么都没有了”的聪明朋友们，他们所谓“什么都没有了”，无非断言人死之后，灵魂也没有了。至于人生的价值，他们倒并未否定。不是说“留下些声名”吗？这就是说，能留下的是身后之名。但名与实是不相符的。“一将成名万骨枯”……但战争中奉献生命的“无名英雄”更受世人的崇敬与爱戴。我国首都天安门广场上，正中不是有“人民英雄纪念碑”吗？欧洲许多国家，总把纪念“无名英雄”的永不熄灭的圣火，设在大教堂的大门正中，瞻仰者都深怀感念，驻足致敬。我们人世间得到功勋的人，都赖有无数默默无闻的人，为他们作出贡献。
默默无闻的老百姓，他们活了一辈子，就毫无价值吗？从个人的角度看，他们自己没有任何收获；但是从人类社会集体的角度看，他们的功绩是历代累积的经验和智慧。人类的文明是社会集体共同造成的。况且身后之名，又有什么价值呢？声名显赫的人，死后没多久，就被人淡忘了。只是忘倒也罢了，被不相识、不相知的人说长道短，甚至戏说、恶搞，没完没了，死而有知，必定不会舒服。声名，活着也许对自己有用，死后只能被人利用了。
聪明的年轻朋友们，坚信人死了什么都没有了，至多只能留下些名气。那么，默默奉献的老实人，以及所有死后没有留下名气的人，活了一辈子，就是没有价值的了！有名的只是绝少数，无名的倒是绝大多数呢，无怪活着的人一心要争求身后之名了？一代又一代的人，从生到死、辛辛苦苦、忙忙碌碌，只为没有求名，或没有成名，只成了毫无价值的人，反而不如那种自炒自卖、欺世盗名之辈了！这种价值观。太不合理了吧？
有了信仰，人生才有价值
匹夫匹妇，各有品德。为人一世，都有或多或少的修养。俗语：“公修公得，婆修婆得，不修不得”。“得”就是得到的功德。有多少功德就有多少价值，而修来的功德不在肉体上而在灵魂上。所以。只有相信灵魂不灭，才能对人生有合理的价值观，相信灵魂不灭，得是有信仰的人。有了信仰，人生才有价值。
其实，信仰是感性的，不是纯由理性推断出来的。人类天生对大自然有敬畏之心。统治者只是借人类对神明的敬畏，顺水推舟，因势利导，为宗教定下了隆重的仪式，借此维护统治的力量。其实虔信宗教的，不限于愚夫愚妇。大智大慧、大哲学家、大科学家、大文学家等信仰上帝的虔诚，远胜于愚夫愚妇。
例如博学多识的约翰生搏士就是非常虔诚的基督徒。创作《堂吉诃德》的塞万提斯，在战役中被俘后，“三位一体”教会出了绝大部分赎金把他赎回。他去世后，他的遗体，埋在“三位一体”修道院的墓园里。（参看JuanLuisAl-bor：《西班牙文学史》第二册第二章；redos书店1981年马德里版）修道院的墓园里，绝不会容纳异教徒的遗体，必定是宗教信仰相同的人，才愿意死后遗体相守在一起。
据说，一个人在急难中，或困顿苦恼的时候，上帝会去敲他的门——敲他的心扉。他如果开门接纳，上帝就在他心上了，也就是这个人有了信仰。一般人的信心，时有时无，若有若无，或是时过境迁，就淡忘了，或是有求不应，就怀疑了。这是一般人的常态。没经锻炼，信心是不会坚定的。
在人生的道路上，如一心追逐名利权位，就没有余暇顾及其他。也许到临终“回光返照”的时候，才感到悔惭，心有遗憾，可是已追悔莫及，只好饮恨吞声而死。一辈子镶炼灵魂的人。对自己的信念，必老而弥坚。
一个人有了信仰，对人生才能有正确的价值观。如果说，人死了什么都没有了，只能留下些名声，或留下一生的贡献，那就太不公平了。没有名气的人呢？欺世盗名的大师，声名倒大得很呢！假如是残疾人，或疾病缠身的人，能有什么贡献？他们都没价值了？
信仰的实质是完善自身
英国大诗人弥尔顿（JohnMilton1608-1674）四十四岁双目失明，他为自己的失明写了一首十四行诗，大意我撮述如下。他先是怨苦还未过半生，已失去光明，在这个茫茫黑暗的世界上，他唯有的才能无从发挥，真是死一般的难受。他虽然一心要为上帝效劳，却是力不从心了。接下来，“忍耐之心”立即予以驳斥：上帝既不需要人类的效劳，也不需要他赋予人类的才能。谁最能顺从他的驾御，就是最出色的功劳。上帝是全世界的主宰。千千万万的人，无休无止地听从着他的命令，在陆地上奔波，在海洋里航行。仅仅站着恭候的人，同样也是为上帝服务。这首诗也适用于疾病缠身的人。如果他们顺从天意，承受病痛，同样是为上帝服务，同样是功德，因为同样是锻炼灵魂，在苦痛中完善自己。
佛家爱说人生如梦幻泡影，一切皆空。佛家否定一切，唯独对信心肯定又肯定。“若复有人……能生信心……乃至一念生净信者……得无量福德……若复有人于此中受持。乃至四句偏等，为他人说，其福胜彼……”（《金刚般若波罗密经》）为什么呢？因为我佛无相，非但看不见，也无从想像。能感悟到佛的存在，需有“宿根”，“宿慧”，也就是说，需有经久的锻炼。如能把信仰传授于人，就是助人得福，功德无量。
基督教颂扬信、望、爱三德。有了信仰，相信灵魂不死，就有永生的希望。有了信仰，上帝就在他心里了。上帝是慈悲的，心上有上帝，就能博爱众庶。
在痛苦中仍能坚守信念是人类存在的最大价值
苏格拉底坚信灵魂不灭，坚信绝对的真、善、美、公正等道德概念。他坚持自己的信念，宁愿饮鸩就义，不肯苟且偷生。因信念而选择死亡，历史上这是第一宗，被称为仅次于基督之死。苏格拉底到死很从容，而耶稣基督却是承受了血肉之躯所能承受的最大痛苦。他不能再忍受了，才大叫一声，气绝身亡。我读《圣经》到这一句，曾想，他大叫一声的时候，是否失去信心了？但我立即明白，大叫一声是表示他己忍无可忍了，他也随即气绝身亡。为什么他是救世主呢。并不因为他能变戏法似的把水变成酒，把一块面包变成无数面包，也并不因为他能治病救人，而是因为他证实了人是多么了不起，多么伟大，虽然是血肉之躯，能为了信仰而承受这么大的痛苦。他证实了人生是有意义的，有价值的。耶稣基督是最伟大的人。百分之百的克制了肉体。他也立即由人而成神了。
我站在人生边上，向后看，是要探索人生的价值。人活一辈子，锻炼了一辈子，总会有或多或少的成绩。能有成绩，就不是虚生此世了。向前看呢。再往前去就离开人世了。灵魂既然不死，就和灵魂自称的“我”，还在一处呢。
这个世界好比一座大熔炉。烧炼出一批又一批品质不同而且和原先的品质也不相同的灵魂。有关这些灵魂的问题，我能知道什么？我只能胡思乱想罢了。我无从问起，也无从回答。孔子曰：”未知生。焉知死？”“不知为不知”。我的自问自答，只可以到此为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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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卫国（北京）咨询有限公司 罗卫国 主编
《中国亮点外脑智库》文章 总编号【79】
新世相
你好起来的第一天
2016年9月27日读于家中，连续一个月养病，生的质量、死的尊严，无知是自己把自己当实体存在！我最罪恶的就是因为痛苦而枯竭。一次复活接着另一次复活。
一
我郑重其事地提醒你牢牢记住你好起来的第一天。更具体来说，你突然意识到该死的痛苦结束、人生重新开始那个时刻。
我问过新世相的读者们，哪一刻你觉得自己的人生被重启了？。一个女孩的答案得到了特别多共鸣：“每个月例假疼得死去活来结束了的时候。”
菲茨杰拉德这样形容他好起来的那一天：“还清了债，买了一身衣服，在前程似锦的早上醒来。”
在失恋的痛苦里沉浸了一个月、一年或更久之后，突然有一天发现悲伤已经消失的那一刻；让人痛不欲生的疾病消失的那一刻；巨大压迫着生活的某种焦虑消失的那一刻。
之前，你感受着生命力受损和自我的脆弱。但是你发现自己恢复了：四肢再一次充满力量，重新信任爱情和前途，漫长孤独的夜晚成了一次长时间恢复精力的治愈。那一天，你刚从痛苦里出来，对重新拥有的生活感到醉醺醺的快乐。
假如你经历着痛苦，值得期待也值得努力记住你好起来的第一天。如果说痛苦有些价值，那就是它提供了一个“痛苦结束”的美妙时刻。有时候它的价值大过了痛苦的损害本身。
你之后还会你经历的很多次痛苦。但这种“终于好起来”的记忆一直持续，可以在很长时间里给你提供安慰和力量。
二
回想一下自己的经历。你好起来的第一天是特别的。它带你站在交叉路口：脆弱的结束与坚强的开始。记住你好起来的第一天，意味着记住你拥有“复原”的能力。
这种能力常常被忽视，以至于很多人停留在脆弱里。比如，一份诱人的工作与你曾经求职失败的岗位要求如出一辙，你料定自己不会成功，就连寄出简历都没有必要。那些年少沧桑的人，因为经历了一些风浪，面对生活的态度往往是消极的抵抗。
这让我想起《索多玛120天》作者萨德侯爵所说的一句话：“我最罪恶的就是因为痛苦而枯竭。”
人人都知道那些令人难过的失败已经过去，人人都认为自己已经在往前走。但遗憾的是，因为痛苦而枯竭的人在遇到相似的分岔小径时，会避免选择曾经让自己受过伤的那一条，并因此错过自己。
痛苦的事情很多，但最坏的部分是一朝被蛇咬带来的枯竭。你对一些本可扭转的败局早早放弃，认为自己无法再继续了。仍然把自己放在被伤害的处境，这是最糟糕的。这时候，你可能忘了自己曾经“好起来”过。
三
知道自己可以复原是能捱过更多痛苦的第一步。比如《飘》里面郝思嘉的那句话： “明天又会是新的一天。”在好起来的那一刻，你重新获得了那些扎实的、本就属于你的力量。
你证明了就算你被烧成灰，你还是可以复燃的。意识到自己可以好起来，痛苦就没办法让你枯竭。
如果你记得，你就会看淡一切痛苦。
四
失恋、失业，或是类似的糟糕场合，我希望你回忆起痊愈的第一天。内心的复原是一件很珍贵的事情，因为大部分外物都不具备这样的可逆性。人人希望从头再来，但结局往往令人遗憾。你在痛苦、一蹶不振时，某种力量的消失往往让你倍感遗憾，那正是复原的精髓。
复原的好处不仅仅是重新来过，更重要的是你思考了这份力量中真正起作用的东西。那让你更了解如何运用它们，才能让你更精确、更坚定地向某个目标再次出发。
在你好起来的那一天，生命力再一次被此前承受的痛苦打磨。我希望你能在那个早晨好好想一想自己的力量，想一想你即将依靠这重新获得的力量要去做的事情。
这样你就不会把人生单纯理解成一个痛苦接着另一个痛苦，也是一次复活接着另一次复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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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卫国（北京）咨询有限公司 罗卫国 主编
《中国亮点外脑智库》文章 总编号【078】
许嘉璐
中华文化将成为企业家的经营哲学
一、 中华文化的价值及特点
中华文化已经集中了人类生存、发展、繁衍、永续所必需的要素。这些要素也或多或少包含在其他文明中。如果我们和犹太人接触会发现，中华民族和犹太民族的很多伦理是重叠的，和基督教的原始经典《旧约》也有相似之处。《旧约》是犹太人的经典，特别是在《摩西五书》里，对人的教导方面很多重要模式与中华文化相近。比如，犹太人对家庭、学习的重视，以及赚钱之后回馈社会等等。至于后来出现的罗斯柴尔德大家族，好事做了很多，坏事也做了不少，那都是它的变体。今天我们谈中华文化，也要谈它原来的样子。如果说变体，咱们的奸商、贪官历代不绝，也都是读儒学书长大的。又比如，印度婆罗门教强调种姓，其实按照马克思学说就是阶级，至今仍然存在种姓的差别。但是抛开种姓看，婆罗门教讲信仰、行善、做好事等，很多做法都进入释迦摩尼的佛教。七世纪的伊斯兰教，也就是穆罕默德在麦加的时候，他处理异教归顺者的方法，包括对妇女儿童、对家庭的态度等，都和中华文化有很多重合。
为什么说中华文化最适合人类的现在和未来呢？第一，中华文化成系统；第二，中华文化有理论高度，已经上升到哲学层面。当然，上升到哲学的过程很艰难。在汉朝，中华文化就开始了哲学化的过程，但后来跑神学那去了，被我们所抛弃。到了宋代，初步建立了完整的哲学体系，同时靠着文化的普及，深入到老百姓当中。换句话说，我们的文化集中了人类的智慧，具有各个文明的优点。正是因为这样，所以它包容，见怪不怪。前几天，我参加《六祖坛经》翻译成11种文字的出版座谈会。我就谈到，《六祖坛经》是外来的佛教经过几百年的冲撞、磨合，形成中国化佛教的标志性文献。在《坛经》里有很多儒家的思想。很多佛教人士都赞同这句话，这显示了中华文化的包容。正是因为我们什么都有，你有的我有，我有的你不一定有，并形成理论体系，这就是中华文明的价值。中国人要意识到自己的文化值得自豪，但千万别以为“只有我有，你没有”，这样就没法开展对话，没法走出去，要强调不同文化的共性。
二、 当前中国文化的处境和背景
可以概况为两点。第一，西方政客对中华文化的围堵。昨天，BBC播出了一个介绍中华文化的六集纪录片。在中国人看来，它很不够，甚至有的地方不对，但是它不是恶意的，是出于它的视角。给我的启发是，欧洲特别是英、德、法在努力地介绍中华文化，这本身就是西方文化断裂的表现。但世界文化的话语权不在欧洲，主要还是在美国。二是，中国文化也出现了自身的断裂。一方面，很多学者，乃至一批高僧们，关在“象牙塔”里。另外一方面，那种在街上卖野药的“假郎中”也风起云涌。佛教讲，首先要有正知、正见、正行，也就是要准确。在文化和经典的传承过程中，有解释者的主观因素，但要八九不离十，不能曲解。所以，我概括中国文化的处境就是，外有强敌，内部力量没有凝聚。中国文化现在最缺的是顶层设计，也就是国家关于振兴传统文化、建设新文化的设计。建设新文化包括吸收各国文化的优点，不适合本民族的，自然就淘汰了，这样才能建设好新时代的文化。如果做不到这样，中国永远不要说强大了，只能是大而不强，富而不贵。中国人口众多，做好普及，可以让不知不觉者变成后知后觉者，而后知后觉里再出现少数先知先觉的；先知先觉的再反过来哺育、启发更多的人变成后知后觉。这是一个比经济建设还要难得多的大工程。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议谈到，鼓励社会组织、中资机构等参与孔子学院和海外文化中心建设，承担人文交流项目。现在中石化、中石油、茅台、同仁堂都参与了，这些都是具体案例。从中可以看出，中央意识到需要企业界、需要民间力量参与这个伟大的工程。
三、企业家参与文化建设的优势
在座的各位企业家，你们已经做了很多文化方面的工作，可能你们自己感受不到，觉得这是应该的，也没觉得这是你们的优势。作为非企业家的我，从外面看，总结几点可能你们看不到的优势。
第一个优势是，你们从实践中体悟到：只有经济、没有文化不行，企业会站不住脚。企业倒闭可能有环境的、经营不善的原因，也可能是资金断链等等，但是主要是文化的问题。第二个优势，你们没有“框框”，特别是没有书本“框框”。我们需要一部分学者构建体系、求证考据、逻辑推理，一辈子都待在“象牙塔”里。但是，如果学者们都在“象牙塔”里，那土地就要荒了，老百姓就没得吃了。而我们企业家没有这些“框框”，知道社会所需。第三个优势，你们有创造力、创新性。没有创造性的企业都倒了，能够走过这几十年，把生意做大，靠的就是创造力，与时俱进。对某些官员来说，与时俱进是一个教导；对企业家来说，不变就死。但不见得每次创新都能成功，创新成功的企业就得到了发展。第四个优势是，经济实力，可以直接落地。第五个优势，企业本身就是一个社区，也是社会上的人文版块之一。
四、企业参与文化建设的“三个三”
第一个“三”，就是三个版块，或者叫三条“腿”。中华文化要弘扬，就要依靠这三个版块、三条“腿”。第一个版块是教育系统，从幼儿园到成人，也包括职业学校。第二个版块是社区。我所说的社区是社会学上的社区，有共同理念、共同规则、共同生活习惯、共同目标的群体，就是一个社区。兵营是个社区，居民小区是个社区，一村一镇是社区，企业是社区。社区本身就有自己的文化，是文化板块。这是我说的第二条腿。第三条腿是宗教，宗教包括五大宗教，要善于利用、引导，把宗教当做文化建设、发展的一条腿。
第二个“三”，是三个层次。一个层次是党和政府，引领文化发展建设的方向。第二层次是学术界。学术研究要有空间和自由，为制定政策提供理论支撑。第三个层次是数量最大的民众。文化在哪里？文化在街道上、在屋檐下、在人心里。这三个层次是有差别的，但又是互动、互相关连的。
第三个“三”，是三大难题，或三种关系。在中国，思想界有三大主流，优秀传统文化、马列主义和西化思想。按照中华文化的特点，这三者是不矛盾的，是可以包容、互相吸收的。但是，现在的思想界，这三者还没有融合。如果不能很好地处理这个问题，就阻碍了文化的发展。中华文化要发展、建设，必须解决这个矛盾。马克思主义也是西方文化，我们要把它中国化。五年前，我就组织了一批学者开展研究“马克思主义与儒学”。用历史、文献和中国所走过的道路，从学理上、哲学上、伦理学上证明，二者是不矛盾的。
五、基金会应发挥的作用
基金会的宗旨要急国家之所急，想国家之所想，能够发出振聋发聩的声音。急国家之所急，就是急世界之所急。
首先，在操作上，要“成套、成线”，要有长中短期规划，所做的事情本身有逻辑关系。不必是充足条件，至少是必要条件。要成为一条“线”，不光有直线思维，还要有回旋思维、并行思维、逆向思维。
第二个 “带头、带动”。如何带头呢？第一点，你们这些有实力的企业家聚合在一起，共同出资，成立这样一个宗旨明确的天地文化基金会。这是中国第一家这样的基金，会让很多国企、民营大佬震惊，并且成线、成套地插到问题根本上，发挥带头作用，这是中国的希望所在。这个基金会要不同于美国的种种基金。美国的基金基本上都是家族的，包括比尔·盖茨的。那当然也是好事情，可是没有咱们想象的那么好，他们做慈善有避税的目的。而我们的基金会是集体的，完全是把自己的一部分财富拿出来，做公益、反馈社会，这和西方家族式的基金会不一样。
第二点，会影响企业界。我刚刚说的带头就不仅仅是企业界，而缩小范围看，对企业界也会有影响。我相信，这个基金会将影响、启发更多的企业家来做文化，会有更多的企业家陆续加盟，很多企业目前正处在转型期，而文化将来是一个巨大的投资方向，有利于企业的长期发展。同时，通过带动、影响，最终让我们未来的企业家都成为博雅型的企业家，他的团队是博雅型的。把博雅带给各自的企业，本身就是无穷的财富，对于国内外的客户、合作伙伴，都有巨大的吸引力。
第三点是，文化“走出去”。我们文化院的经验证明，中国机构以民间身份走出去，有很多方便之处。企业在海外投资和开展合作的同时，还会营造良好的企业形象，培养一批人才。
第四点，基金会可定位建设成中华文化的国家级智库。现在中国有1200多个智库，有省级、国家级的，大都是官办的。我们这个智库不需要钦定、册封，可以充分利用中国文化院和人文宗教高等研究院在国内学术界的网络，邀请专家学者，研究国家层面的中华文化发展、建设问题，发表自己的意见。如果做得好，自然就会被纳入智库名单，为中央、国家、为社会贡献智慧。这是完全可以做到的。
六、关于生态保护
晓光发起的阿拉善SEE做了很多生态保护的工作。实际上，生态问题是人类所遇到的所有危机当中最重要的危机之一。归并而言，人类遇到的危机有三个。第一，是冲突与战争，包括恐怖袭击、暴力袭击、局部战争，以及国内、国际的战争。为什么习总书记去中东三国？有人说亚洲的火药桶一个是钓鱼岛，也就是东海，另一个是南海。其实，世界上最大的火药桶在中东，现在中东进行的是第三次世界大战的一个局部版，欧洲列强、俄罗斯、中东各国都参与了，比一次世界大战的规模还大。从历史的角度看，今天中东战争就是一战的延续，或者说二战东部战线的延续，连参战国都一样。如果稍不注意，擦枪走火，一下就变成了世界战场。
第二个，就是遍布全世界的不平等，也是冲突的根源之一。地球虽然要变“平”，人与人之间还不能变“平”。还要有尊卑、上下之分，均衡并不等于平均，用均衡描述才更准确。对社会贡献不同，收益也应该不同。但是，把这种不平等视为当然就会出现问题。马克斯·韦伯说过，在创造财富的过程中，收益不一样是理所当然的。在今天的世界上，如果大家的收入完全一样，就没有社会发展前进的动力。所以，我们所说的不平等，并不是要把全世界、把中国平均分配。现在的不平等已经造成了社会和世界的不一样。像ISIS，以及占沙特阿拉伯十分之一人口的什叶派，都是因为不平等而出现的。
在三个危机中，第一个冲突与战争，在中国很多人还感受不到，中东的战争离我们就更远了。第二个不平等问题，大家习以为常，除了极少数人走极端，大多数中国人都乐天安命。可是，唯有生态的危机是人人都感受得到，谁也躲不过去。穷人、富人都呼吸同样的空气。所以，现在中国提出“命运共同体”。治理阿拉善生态，不仅仅出于人性与阳光，里面包含着对人类面临危机的关怀。当然，生态既有自然的生态，也有人文的生态。现在，你们从关注自然生态上升到关注人文生态，这是质的飞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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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新时代企业“创新、赢利、公益”之路
罗卫国（北京）咨询有限公司 罗卫国 主编
《中国亮点外脑智库》文章 总编号【077】
尤努斯
贫困的根源不是人而是体制
大家下午好!非常感谢大家，我非常高兴再次回到北大，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经历，就像我提到的那样，我第一次来的时候还没有获得诺贝尔奖，可能就是后来我来了北大，所以我获得这样的诺贝尔奖，我应该更多的来北大，就可以获得更多的奖项。
很高兴今天回到了北大，像介绍人说的那样，我和大家分享我的故事不是非常长的演讲，而是跟大家讲述一下我的经历，我为什么这样做，我所处的环境，到底是什么样的环境让我产生这样的做法。
让我开始走上贷款这条道路的环境是当时我在吉大港大学教书，由于饥荒，旁边的小村镇有很多艰苦和贫穷情况，所以我希望能够在我力所能及范围内帮助大家，尤其是大学旁边的小村镇可以做出一些什么。所以我就开始做一些小事来帮助他们。同时在那个时候我们看到有高利贷的现象出现，因为在那个时候高利贷者借很少的钱给借款人，然后控制他们的生活，把他们的血汗榨干，情况很糟糕。大家在书上读到这些问题的时候可能感受不是这么真切，但是当大家真实地看见这样的事情发生，感想就不一样，所以这给我一个非常大的触动。而且那个时候我觉得非常无助，我是一个非常渺小的人，而且在这样一个复杂环境中，你自己一个人很难撼动整个系统，这不是一个小小的村镇问题，也不是一个区域的问题，而是整个国家的问题，是全世界的问题。
虽然这是一个非常令人沮丧的情况，但是我突然想到，我还是可以做一些事情的，我可以给这些人借钱，我自己拿钱借给他们，如果我给他们借钱的话，他们不需要找高利贷者了，他们会有更多的自由，至少在某种情况下我可以保护村镇中的一部分人。这一个想法让我受到很大的激励，我开始从我自己的兜里掏钱借给别人。这些穷人非常喜欢这些方式，而且越来越多的人喜欢这样的方式，让我有越来越大的动力，我希望更多贷款给这些人。大家可以猜到，几个月以后我没有钱了，因为大家都想跟我借钱，我就去银行，看银行是否可以给这些穷人借钱。银行说不，我们不会借钱给穷人的。我内心十分挣扎，我劝说银行借钱给穷人，但他们反复告诉我们不能给穷人贷款，因为穷人的信贷额度太低。
我就问他们之前是否给穷人借贷过，他们说没有。我说，既然你们从来没有这样做过，那么你们怎么知道这些穷人不值得你们借贷呢，你们应该借款给他们，然后看是否可以把钱收回来。他们说，很明显不能收回。因此，我对他们感到非常气愤，我开始批评他们，直到现在我还是这么批评他们，我说，银行就应该借钱给公民，这是银行的使命或者是责任。而实际上现在的现象是什么呢，银行成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机构，它们管自己叫银行，但是借钱的对象是富人，对没有钱又需要钱的人却不借钱。我想说的是，真正合理有逻辑的做法是相反的方法，应该借钱给穷人，而不是借给有很多钱的人。当然这一说法遭到了银行的嘲笑。银行说你这个人根本就不懂什么是银行。我花了几个月的时间跟银行打交道，劝说它们，最后我跟银行提出，我自己愿意作为一个担保者，我跟这些穷人来签合同，来承担担保他们的风险，如果一个穷人不还钱，我来帮他还，如果他们所有人都不还钱，我就帮所有人还钱。要劝说银行接受这种提议是非常不容易的，我花了很多时间，最终银行接受了把我作为一个保证人。我非常高兴，我和银行签署了所有的文书，从银行借到钱，给了穷人。
这是设计了一种体系，我要让穷人能够真正地还债。而人们确实也能够按时还债，也是非常激励人心的事。但慢慢地，银行又开始不愿意贷款，因为它们觉得随着贷款规模不断扩大，有一天这个体系终将破灭，它们仍然不相信这种体系是可以运作下去的，还是觉得自己会赔钱。看到银行这种担忧，我觉得应该建立一个属于自己的银行，这就是为什么我建立了格莱珉银行。劝说政府给我们牌照建立这个银行也很不容易。在1976年的时候我们建立了这家银行，而1982年才真正拿到银行牌照。
人们会问我是如何做到自己创建一个银行，专门服务于穷人呢?银行体系是非常复杂的，尤其是保证穷人可以还钱的一个体系。但这对我来说不是非常复杂的事情，我不是非常懂银行业，我不需要知道它的流程和它的规则到底要怎样，只是看一下传统银行是怎么做就可以了，因为我就专门做跟传统银行相反的。就是说，传统银行贷款给有钱人，而我贷款给穷人；他们去城市中心贷款，而我去偏远乡村贷款；他们贷款给男人，我贷款给女人；他们要有抵押品，而我不需要抵押品。我们银行完全不需要抵押品。所以我们就不需要签署很多的法律文件。既然我们不需要法律文件，我们的银行就不需要法律顾问和法律部门，所以我们是一个完全没有法律部门的银行。
我们做的每一件事都和传统银行相背离，我们把格莱珉银行称为真正的穷人银行。原来的传统银行都是富人持股的，富人拥有的，而我们做相反的，我们的格莱珉银行是穷人拥有的银行。我们总是与传统银行背道而驰。我们做的不仅仅是小额贷款，我们甚至颠覆了整个传统，完全和传统银行反过来，这就是为被忽视的穷人服务。
今天，格莱珉银行有850万借款人，他们拥有这家银行，他们是我们银行的股东，为银行做重大的决策。现在我们的贷款总额，就是小额贷款额已达到15亿美元，我们还款率接近100%，我们没有任何的严重不良贷款问题。就像最初那样，我们要求借款人必须作储蓄。我们不光借钱给他们，他们同时需要存款，所以每一个借款人都有一个存款账户，他们在自己的存款账户里一点一点把钱积攒起来。现在做了38年，已经成了一个传统。我们可以看到人们现在非常高兴地把钱放在银行里，每周都攒一点，他们的积蓄也就越来越多。我们有850万客户，积少成多，这个数额还是很大的。
我们借出去的资金都来自我们储蓄系统，我们从储户拿钱把这些储蓄借给穷人，所以我们格莱珉银行的资金不是来自于外部，而是来自于内部不断产生的新资金。今年有一个挺有意思的发展。今年我们总共的储蓄额已经超出了17亿美元，我刚才说到我们的借贷仅为15亿美元，借贷者存进去的钱比贷出去的钱多，而不是像普通人想的那样，把钱给了穷人，他们还不回来。他们存的钱比借的钱多。所以我一些银行业的朋友经常在谈他们有多少借款人，将会增加多少借款人等等，我跟他们说，不要再用借款人这个词了，因为我们看到现在银行是冲这些人借钱，而不是这些人找我们借钱，因为这些人在银行放的钱比他们借的钱还多。
大家存储的习惯建立起来了，尤其是农村地区的妇女，她们过去很少能看到现金，但是现在，她们在银行里面有了存款，对自己的生活都有了信心。这些妇女很多是不识字的，因为她们从来没有上过学——她们没有上学的机会。但是，我们尽可能地保证让这些女童去上学，我们通过贷款项目确保借款人100%让他们的子女上学，而且我们给他们提供教育贷款，让他们能够接受高等教育。所以现在，我们的借款人里有很多他们的第二代，他们的子女。我们银行已经运行了38年，很多首批借款人的子女现在已经上了大学，现在都是专业的人才，有医生，有工程师，还有其它职业。我们看到很多母亲和她们的女儿长的非常像，母亲是完全不识字的，但是女儿却是一名医生。我们把这两代人放在一起，感觉对比非常的明显。我们经常想，这个母亲其实当初也有机会当医生的，是她不努力吗，不是的，因为她也非常勤奋，非常勤劳，她就是没有机会，没有人给她任何受教育的机会，连最起码的识字机会都没有。她的女儿因为格莱珉银行的贷款，有机会上了大学，毕业当了医生。如果格莱珉早成立几十年，她的母亲说不定也会成为一名医生、工程师或者从事其它职业。
每当有人问我贫困的根源是什么，什么造成了贫困的时候，我总是清楚地回答，贫困并不是穷人造成的，不是穷人自身的缘故，是由外部因素强加给他们的。我们自己建造的体制导致了贫困，所以不责备体制、却总责怪穷人本身，认为他们自己不学无术，没有做事的能力或技能，其实这是不正确的，他们是和其他人一样平等的人。我在工作中反复思考这个问题，在做格莱珉银行的时候也看到了很多其它问题，比如医疗。当你是穷人的时候，你的健康状况也不会好，这是相关的。造成贫困的体制也造成人们健康水平的下降。所以我也想解决这样的问题——怎样改善这些和我们一起工作的人们的健康状况?所以我们在做小额信贷的时候，我们也在解决一些医疗健康问题。其中一项就是我们改善他们的卫生条件。
我们知道孟加拉的卫生条件很差，人们从来不用厕所，所以我们在格莱珉制定了一个规定，如果你是格莱珉银行的一员，你一定要至少挖个坑当作厕所使用。开始的时候很多人都不接受，不理解，但是我们的规定非常严格，因为他们也需要工作赚钱，所以他们就会开始挖坑并当作厕所使用。然后我们会贷款给他们建立更卫生的厕所，进一步帮助他们解决卫生状况。像我提到的，现在有850万人家里都有了卫生的厕所和其它的基本卫生条件，这在孟加拉是个非常重要的改变。它还有一个传染效应，可以影响村落里的其他家庭，让他们也改造自己的厕所，改善他们的卫生状况。孟加拉过去和印度、巴基斯坦等其它周边国家一样都有很大的卫生的问题，但是现在孟加拉的卫生条件得到了很大的改善，是我们通过激励达到的。
所以我做银行的时候开始关注很多小的问题，想要逐个击破。在思考这些问题的时候，我养成一个习惯，就是见到问题，就要创造一个社会企业专门有针对性地解决这个问题，所以过去的几十年里我创造了很多不同类型的社会企业，专门针对不同的问题。有一些社会企业已经做成了非常大型的企业，但是每一个企业都不是为我赚钱的，也不是为其它任何人赚钱的，他们的宗旨是为人们解决问题。很多人说你不为了赚钱，那你办企业干什么，因为企业就是赚钱的。我说我的目的不是为了赚钱，我主要是为了让企业帮助解决问题。他们对我非常的不理解，我说不用不理解，这个就是我们应该做的一件事情，我只不过就是以创造企业的方式来解决罢了。
通常这些问题都可以通过搞慈善活动来解决，资助他们上学，资助他们看病，帮助他们开发技术等等。但慈善有一个问题，慈善是你把钱借给他，你只能是授人以鱼，不能授人以渔，只是一次性的帮助，所以我把这个方式做了改变。我推出了一些业务模式，通过企业的模式来开始提供资金上的帮助，而且这个钱是可以收回来的，这样的话钱就可以自己持续生钱，可以形成一个循环。我经常要说服别人接受我的观点，他们很多的时候不想听，所以我就起了一个名词“社会企业”。社会企业按照定义就是不为了红利，而是为解决人类问题而建立的企业。
这是全新的企业类型。一开始的时候人们不愿意接受，什么是非红利企业?因为过去人们一提到企业都是非常传统的想法，是要分红的，所以我对传统的企业模式发出了挑战。我觉得经济学家在设计现代经济结构的时候犯了一个根本性错误，就是把人类当成赚钱的机器。也就是说经济学家认为人类一生都是在为自己赚钱，并在此自私本性的基础上建立了经济理论。我认为不是这样的。人性不是关于自私，人性比这个要大很多，人性不是一维的，人性包含多个方面，多个维度。人性是有自私的一面，但是经济学家只关注人性自私的一面，但是我觉得它们应该把无私的方面考虑进去，我觉得无私是非常好的一面。传统的企业只关于人性的自私面，认为人人为自己，不为别人。无私的业务模式刚好相反，全部都是为了别人，为了大家，而不是我自己。而且这个过程可以带来巨大的乐趣。
人们会问，如果把盈利动机拿掉，整个经济就会转不动了，发展不下去了，你又如何从中获取乐趣呢?因为大部分的经济都是逐利的，赚取利润是让经济运转的重要激励因素。我同意赚钱是一种重要动机，但并不是人们做事情的唯一动机，还有很多其他因素。我承认赚钱是一种快乐，但是我觉得让其它人快乐是一种更大程度上的快乐。这是两种快乐的比较，选择哪一种取决于你对快乐的理解。对我来说，我帮助别人所带来的快乐要远远超过为自己赚钱所带来的快乐，所以我现在做的，就是创造社会企业帮助解决问题。
现在社会企业的影响已扩展到了孟加拉国之外，现在很多国家开始了建立社会企业来解决问题。我们有太多的现实问题，发达国家、落后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各自存在不同的问题。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在经济推动的过程中，我们总是一门心思赚钱却没有关注其他方面，因此产生了很多问题。我们已经建立的资本主义经济体制，是一种吸取养分的机制，它从底层吸取养分，然后让上层的人非常富有，可底层却很贫乏。这是一个持续的过程，很难停止。政府可以干预，但是政府干预是很有限的，整个经济体系都是从根部吸取养分，不断从社会底层吸取养分和财富，这样便造成了极大的社会贫富差距。85个人的收入就能超过占世界总人口一半的整个底层阶级人们的收入，只要85个人。这是怎样的一种经济体制?无论哪一个国家，贫富差距都越来越大，而且在这种体制下还会变得越来越严重。所以是这种体制造成了贫困。目前我们已经减少了些贫困，这意味着现在贫困人民的生活有所改善，但也并不是有明显的提高。打个比方，如果穷人和过去相比提高了一英寸，上层的人们在同一时段就能上升了一英里，这就是贫富差距。
为什么年轻人会热衷于参加社会企业?因为他们看到了改变的希望。我们在孟加拉让子女上学，他们毕业后拿到了文凭，然后抱怨在孟加拉没有工作，于是这些受过教育的年轻人都变成待业青年。当他们向我抱怨的时候，我会问他们，为什么一定要找一份工作呢?是你的教科书上写着你一定要找工作吗，还是你的老师告诉你一定要找到工作?你们一定要找工作的想法从哪儿来的?他们对此感觉非常意外。
我告诉他们，找工作是年轻人唯一出路的想法是错误的，应该改变一下想法，每天早晨起床以后要跟自己重复一句话，我不是一个找工作的人，我是为别人创造工作的人，我要走出去，我要做一个创业的人。人类本身有非常良好的创业精神，只不过我们现在的经济体系剥夺了人们创业的冲动和想法，把他们变成为别人打工的机器，我觉得这是很可惜的一件事情。这错误理解了人类的天性。他们是工作的创造者，是企业家，应该一开始就从高层企业层面出发，而不是从底部的思维模式。所以我们在孟加拉推出了这样一个社会企业项目，鼓励年轻的毕业生提供创业想法，任何一个小的想法都可以，把它告诉我们，我们会投资你的创意，成为你的伙伴。你的想法成功以后可以把当初投资的资金还给我们，再无其他。因为我们并不为了从你身上盈利，而是想帮助你解决问题帮助你成功。
现在有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毕业了以后找我们，让我们帮助他们创业，他们有很多很好的想法。有一些是他们父母的想法，他们把父母的想法付诸实践最后变成了企业家。因此当一个人下定决心开始商业计划时，他会发现一个完全不一样的前景，这也正是我们在做的。我们了解到了欧洲经济发生的问题，意大利的年轻人有40%的失业率，西班牙的年轻人失业率达到60%以上，希腊也超过70%。这恰恰证实了我们所宣扬的经济理论。我一直在问自己，找不到工作是因为年轻人自己有问题吗?他们本身是非常聪明的人，可为什么找不到工作呢?这正是因为我们的体制禁锢了他的自由，给他戴上了枷锁。我认为不应该由体制来惩罚人们，而应该反过来，让人们去惩治没有起到良好作用的体制。因为我们是自由的人，我们有这样行动的能力，而不是说坐在那里被动的接受系统的安排，然后被丢在垃圾筒里说你是对社会没有用的人，这是完全没有道理的。因为不是一个人两个人，不是一百万和两百万人，是十几亿的年轻人没有机会。
我一直在强调我自己的想法，与此同时也一直在提供我自己的解决方案。所以现在我收到了瑞典的邀请去解决同样的问题，这很令人意外，因为大家都认为瑞典是非常完美的欧洲先进经济体，但他们也有这样的青年失业问题而且解决不了。他们和我说，你在孟加拉搞社会企业很成功，能不能也帮助一下我们，所以现在我们在和瑞典合作，建立新的体系以解决年轻人失业的问题。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人应该是失业的，没有任何原因。只不过有时我们的想法局限了我们，让我们相信必定会有一些人因为不能适应经济环境而找不到工作。但为什么不让环境来适应我们?我们都有自己的才华，我们可以创造企业，创造经济，而经济却不能创造我们。做自己的事，靠自己的能力解决问题，正是人们创造的天性。如果人们都能正确的意识到这一点，就不会有人再贫困。
如果我们能够修正这个体制里的问题，也就不会再剩下一个闲人，失业这个词我们就再也用不到了。我们未来可能根本连失业这个词都没有听过，因为失业不符合常理，这正是我们的目标。
为高质量的董事长持续提供《新利益》思想
探索新时代企业“创新、赢利、公益”之路
罗卫国（北京）咨询有限公司 罗卫国 主编
《中国亮点外脑智库》文章 总编号【076】
熊晓鸽
判断一个项目的好坏，我会做的五个思考
1:天花板
这个世界变化太快了，回想一下几年前，很多人不敢创业，有文化有本事的人选择的大多是传统路子，去当教授或是从政，现在不是了。有句玩笑话说，2015年的中关村创业大街，一杯咖啡泼到两个人，一个是CEO，一个是创始人。由此可见如今这股创业热潮有多猛。
但其实很多创业者在根本的生意逻辑这一点上没有想清楚。尽管市场、技术变化很快，但任何生意的本质不会变。最终，羊毛还是会出在羊的身上。接下来我跟你分享一下我是如何看待一笔生意或者说我是如何选择一个项目的。判断一个项目的好坏，我主要从这几个思考点展开。
第一个思考：确定一家公司的「质地」(描绘一家企业的总体印象)，主要指企业的天花板。
天花板是指企业或行业的产品(或服务)趋于饱和、达到或接近供大于求的状态。在进行投资之前，我们必须明确企业属于下列哪一种情况，并针对不同情况给出相应的投资策略。在判断上，既要重视行业前景，也必须关注企业素质。
已经达到天花板的行业――极度饱和的行业(如钢铁行业)。
投资机会来自于具有垄断经营能力的企业低成本兼并劣势企业，扩大市场份额，降低产品生产和销售的边际成本，从而进一步构筑市场壁垒，获得产品的定价权。如果兼并不能做到边际成本下降就不能算是好的投资标的。比如，国企在行政推动下的兼并做大，并非按照市场定价原则进行，因此其政治意义大于经济意义，此类国企不具备投资价值。
那些在行业萧条期末端仍有良好现金流，极具竞争能力的企业在大量同类企业纷纷陷入困境之时极具潜在的投资价值。判断行业拐点或需求拐点是关键，重点关注那些大型企业的并购机会，如国内四大钢铁公司。
产业升级创造新的需求，旧的天花板被解构，新的天花板尚未或正在形成。
如汽车行业和通讯行业。这些行业通常已经比较成熟，其投资机会在于技术创新带来新需求。「创新」会打破原有的行业平衡，创造出新的需求。关注新旧势力的平衡关系，代表新技术、新生产力的企业将脱颖而出，其产品和服务将逐步取代甚至完全取代旧的产品，如$特斯拉电动车(TSLA)和苹果(APPLE)的创新对各自行业的冲击。
行业的天花板尚不明确的行业。
这些行业要么处在新兴行业领域，需求正在形成，并且未来的市场容量难以估计，如新型节能材料，如提高人类生活质量、延长人类寿命的医药产品和服务。这类行业历来都是伟大企业的摇篮，牛股层出不穷，要重点挖掘那些细分行业里具备领军地位的优秀企业――即：小行业里的大公司。
我们完全可以从公司和行业报道中，通过以上3点探讨深刻了解一家公司的行业地位和未来想象空间。重点是明确，该企业有没有天花板?面对天花板，企业都做了些什么?
2:商业模式
第二个思考：分析公司的商业模式。
商业模式是指企业提供哪些产品或服务，企业用什么途径或手段向谁收费来赚取商业利润。比如，制造业通过为客户提供实用功能的产品获取利润。销售企业通过各种销售方式(直销，批发，网购等等商业模式)获取利润等等。
研究商业模式的意义在于：
是不是个好生意?
这样的生意能够持续多久?
如何阻止其他进入者?
这三个问题分别对应：商业模式、核心竞争力和商业壁垒。商业模式，核心竞争力和壁垒三位一体构成公司未来投资价值：前者指企业的盈利模式，核心竞争力是指实现前者的能力。壁垒是通过努力构筑的阻止其他公司进入的代价。
举例来说：戴尔和联想销售的产品本质上没有多大区别，但是戴尔的电脑直销盈利模式不同于传统电脑销售，相应的核心竞争力是它的全球直销网上管理系统。联想若想重新搭建此平台代价太高，且有可能远高于戴尔构筑的成本，因此这套直销网络成为戴尔的壁垒。但是，PC饱和是戴尔的天花板，限制了它的发展空间。
百度的盈利模式是搜索流量变现。搜索技术的不断进步是其核心竞争力，先发优势构筑的巨大数据库和大量的应用软件是其壁垒。通过免费杀毒为入口，获取流量变现是奇虎360的商业模式。强大的研发能力，快速的服务响应能力是其核心竞争力，快速累积巨大的用户群构成竞争壁垒。
360利用巨大的用户量努力进入搜索领域，但是一直没有看到突破性的技术进展可以挑战百度累积的巨大数据和应用壁垒，所以相形之下，360尚未具备颠覆百度的能力。
再比如，传统银行的商业模式是息差，竞争力要点是低成本揽储能力、放贷能力和高度的信用。壁垒是用户基础。中国的银行有政府信用作为担保加上劳动成本低廉，所以进入国内的外资银行很难与之竞争。
一旦推出存款保险制度，中小股份制银行的信用将受到质疑，所以外资投资首选四大行，降低内地股份制银行的投资比重。
简要的商业模式情景分析：
靠什么挣钱?产品还是服务?挣谁的钱?是从现有的销售中挖掘、争夺，还是创造新的需求?如何销售?从产品生产到终端消费，中间有几个环节?有什么办法能够将中间环节减到最少?企业有没有做这方面的努力?随着销售量的扩大，边际成本会不会下降?等等。
通常来说，我们尽可能投资那些用一句话就能说明白商业模式的企业。
商业模式进一步分析涉及企业所处的产业链的地位如何?处在产业链的上游、中游还是下游?整个产业链中有哪些不同的商业模式?关键的区别是什么?那些是最有定价权的企业?为什么?企业与客户的关系是否具备很强的粘性?等等，这些决定该商业模式能否成功。
3:企业的核心竞争力
第三个思考：寻找企业的核心竞争力。
商业模式谁都可以模仿。但是，成功者永远是少数。优秀的企业关键是具备构筑商业模式相应的核心竞争力。
核心竞争力的内容包含：股东结构，领军人物，团队，研发，专业性，业务管理模式，信息技术应用，财务策略，发展历史等等。
专一性
专一并不等同于「单一」，而是指企业在某一领域具有深度挖掘和扩展产品或服务的能力。例如双汇，在肉制品上做到绝对专一，除肉制品之外的行业均不涉及。其产品线丰富，在热鲜肉、冷鲜肉、冻肉、肉肠和其他肉类加工产品方面有深入挖掘和拓展的能力。
相比之下，同样是肉制品龙头企业的雨润食品却涉足房地产、旅游等非主业，管理层精力分散，多年来业绩不佳。因此，专一性决定了企业的主攻方向和发展战略，坚持不懈必有成就。
创新能力
优秀的研发团队，已经获得的能够提供高标准产品和服务的先进的工艺、流程，或是发明专利等等。纯粹的技术并不构成永久的核心竞争力。
但是某一领域的技术壁垒(如专利技术)却能在一段时期内保持企业的领先优势。此外，技术优势会带来生产效率以及生产成本的优势，有技术优势的企业就能够获得高于行业平均水平的回报。可以通过企业的研发费用与收入的比值关系获得量化结果做出逻辑判断。
管理者优势
企业的发展为投资者带来超额收益。企业的领导者及其管理团队的素质关系到企业的素质，关系到企业能走多远、能做多大，「投资要投人」正是这个含义。
在这一部分，重点要考察领导者和管理团队成员的背景，通过跟踪他们的言行(通过新闻、招股说明书或董事会报告)中获取企业的发展方向、行业战略、用人机制、激励措施等方面的信息。
我们需要判断他们的人品、格局和价值观，这些因素都会潜移默化地影响一个企业的前途，也间接地影响到投资者的回报率。
实践证明，一流的人才做三流的生意，有可能把三流做成一流。相反，三流的人才做一流的生意，很可能把一流做成不入流。
很多第一代创业者缔造的成功企业却有可能毁在继任者手中，微软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在企业核心竞争力诸多条件中，对人的因素的考察极其重要。
4:企业的护城河
第四个思考：辨别企业的护城河。
护城河是一种比喻，通常用它来形容企业抵御竞争者的诸多保障措施。上面所述的核心竞争力是护城河的重要组成部分，但不是全部，我们还可以通过如下几个条件来确认企业护城河的真假和深浅：
回报率
从历史上看，企业是否拥有可观的回报率?回报率主要指毛利润、ROE(股东权益回报率)、ROA(总资产回报率)和ROIC(投入资本回报率)。
这几种回报率指标分别适用于不同的商业模式。重点是要从商业逻辑上判断，企业的高回报率是由哪些方面构成?决定因素是那些?能否持续?企业采取了何种措施以保障高回报率的持续性?主要的量化分析方法有杜邦法、波特五力法和SWOT法。
转化成本
企业的产品或服务是否具备较高的转化成本?转化成本是指：用户弃用本公司产品而使用其他企业相类似产品时所产生的成本(含时间成本)与仍旧使用本公司产品所产生的成本差值。
较高的转化成本构成排他性，如微信和易信，易信在本质上与微信差别不大，但对于用户来说弃用微信而用易信存在诸多不便，存在较高的转化(重塑)成本，微信因为先发优势具有较强的生命力和商业价值。
如果能让用户不选择竞争对手的产品，说明企业的产品对用户来说有粘性和依赖性，那么这家企业就拥有比较高的转化成本和排他性。
了解企业的转化成本必须要从消费者和使用者的角度考虑，从常识、使用习惯和商业逻辑来判断。转化成本不具备永久性，须结合实际情况综合研判。
网络效应
企业通过哪些手段销售产品?具体地说，是通过人力推销、专门店销售、连锁加盟还是网店销售?各种销售手段分别为企业带来多少销售额?传统企业如何应对电商?企业的网络规模效应如何?网络效应通常是指企业的销售或服务网络，这些网络的存在为用户提供了便利，以用户为中心的便捷性就能产生粘性。
随着用户数量的增加，企业的价值也逐渐由于网络和规模的扩大而不断放大。比如，就全国范围来说，工商银行的营业网点遍布全国大街小巷，甚至在国外主要城市也有网络分布。相比而言，它比地区性银行具有更大更广的网络效应，因此，工商银行的用户更多，其企业价值也相对更高。
成本与边际成本
企业的成本构成是怎样的?成本的决定因素有哪些?企业的成本能否做到行业最低?如何做到?单位成本能不能随着销售规模扩大而下降?
企业要想长久地保持成本优势并不容易，它需要有优于对手的资源渠道(原材料优势)以及更优越的生产工艺(流程优势)，更优越的地理位置(物流优势)，更强大的市场规模(规模优势)，甚至是更低的人力成本。低成本的另一面就是高毛利，高毛利就是一种强势竞争力的体现，高毛利的企业通常具有定价权。
品牌效应
产品或服务是否具有品牌效应?事实上，对于大多数用户而言，他们对于品牌的敏感度远不如对价格的敏感度那么高，价格是指导购买行为的第一要素。
品牌的意义在于它能够反映出产品或服务的差异性、质量、品位和口碑。品牌的价值在于它能够改变消费者的购买行为，从而为企业带来高于平均水平的附加值。因此，具有品牌效应的产品或服务应该具有如下特征：
a.具有很强的辨识度。
b.是信任、依赖和满足感。
c.高于一般水平的售价。
d.是企业的文化和价值观。
e对于消费者来说是一种优先购买的选择。
我们也会思考企业又采取了那些措施，来保持以上这些优势(护城河)不被侵蚀?
5:企业的成长性
第五个思考：关注企业的成长性。
成长性侧重未来的成长，而不是过去，要从天花板理论着眼看远景。成长性需要定性、而无法精确地定量分析。对于新兴行业来说，历史数据的参考意义不大。而对于成熟行业来说，较长时间的历史数据(最好涵盖一个完整的经济周期)能够提供一些线索，作为参考还是很有必要的。
收入是利润的先行指标：
a、收入增长情况
b、主营业务的变化
c、主要客户销售额分析
d、主要竞争对手比较
毛利率水平体现了企业的竞争力：
a、毛利率水平
b、成本构成
净利润的水份：
a、经营性利润(剔除投资收益、公允值变动收益以及营业外收益后的利润)
b、真实的净利润(经营性利润-所得税)
收入与利润的含金量：
a、现金收入率(销售商品或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收入)
b、经营现金率(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收入)
c、自由现金FreeCashFlow(自由现金=运营现金流-资本支出)
d、自由现金/企业价值(FCF/EV，企业价值=市值+有息债务)